虽然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有力的传播，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然面临着阻力和风险。北洋军阀不同派系控制之下的各届政府，对于文化和政治的管控，只是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据高一涵、朱务善回忆，北京大学李大钊等在1918年组织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之所以用“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的名字，就是为了用“研究马尔萨斯人口学”来应付警厅的检查。著名的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大学马克思研究会”1920年3月成立时则是秘密的，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刊登启事公开宣布。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能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正式的课程设置进入大学，是多么难得和不同寻常。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发生在北京大学，首先是因为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提倡和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于各个专业的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一直比较宽容和放手支持。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在北京大学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在学术和教学层面进行，符合蔡元培先生的办学原则和方针。其次，北京大学的教授中，有一批像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教授。开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课程之前，在北京大学的“社会政策”“西方政治思想”“国际运动”“现代政治”等课程和讲座中，已经有了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与实践、苏维埃俄国革命、国际工人运动的介绍。第三，北大史学系当时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也给了李大钊开课的契机。据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研究，1920年夏天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革，本着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理念，提出在本科第一二年级加强社会科学的学习，以为历史研究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朱希祖与李大钊是好友，且同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同学，他向李大钊提出开新课的邀请，李大钊也正需要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于是借加大社会科学课程份量、实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计划的机会，李大钊顺利地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课程。

“唯物史观”课程列入北大正式课程序列，学期考试成绩记入总学分，在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3个系开设。第一次开课是在1920年秋季学期，后来又分别在1922年秋季学期和1923年春季学期开设，共3次。这门课采取每次上课分发讲义，然后分专题讲授的形式。从所发讲义稿的存目看，共有７讲，分别是：“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这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中国历史的尝试。

李大钊通过开设课程、课堂讲授的方式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通过这门课程学生试卷分析的角度从一个侧面了解学生们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掌握。遗憾的是1920年10月首次开课的课程试卷目前还没有见到过，但1923年开设课程时的试卷是有保存的。从北京图书馆所保存的《唯物史观》讲义看，这3次开课讲义和内容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从1923年这门课程考试的3张试卷来分析。

这3份“唯物史观”试卷是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贺廷珊的一份试卷、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档案馆（即红楼档案室）收藏的马昌民、罗敦伟的两份试卷，他们都是1923年时政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

从所保存下来的试卷可以看到，试卷为北京大学统一印制，试卷用纸为竖红条十行纸，两面折合。在折合处印有套红的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字。红色大字“试卷”前有4个墨印字：唯物史观，这是课程名称。“试卷”二字后括号里是考生名字。试卷上的阿拉伯数字，一为学生学号，二为试卷序号。在“政治系二年级”字样下，有“民国十二年学科试验”字样。“试验”在当时即是考试的意思。试题为一道论述题，题目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虽然考题主要考查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的历史观，它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这道题实际上超出了一般历史学的意义。这3份试卷的得分都是95分的高分，因为目前没有其他试卷作参照，所以不知道其他试卷的得分。

分析这3份试卷，可以看出：首先，李大钊在课堂上，应该推荐了同学们读马克思的原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试卷中为《经济学批判序文》），以这篇文献为依据，充分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因为从答题看，学生都引用了这篇文献的原文。其次，学生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掌握得很好，他们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观点的总结与我们今天的总结基本一致，即：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4.人民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3个学生的答题，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不仅回答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上述要点，而且都认为唯物史观是对以往的唯心史观的颠覆性批判。

贺廷珊答道：“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结构，只有物质的经济的结构，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之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他批评了过去历史观的缺陷：“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

罗敦伟的总结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种独创的见解，其大旨是以物质为中心去解释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在历史上的过程。换言之，即人类在社会上一切上层表现的变动，是随下层经济构造的基趾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上层的表现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下层的基趾——经济构造——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的表现既是随经济的构造的变动而变动，那末，所有一切的制度秩序等都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对过去历史观的批评是：“在唯物史观学说未发明以前，那班研究历史的学者，对于研究历史的原因的问题，大半略而不言，只记载某特殊阶级在某方面——政治上、外交上——种种活动史实的表面，其目的在供某特殊阶级活动之资鉴。”他评价说：“有了这种学说出现，我们才一鼓作气的与特殊阶级奋斗，才知道我们境遇是基于时时能变动的、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才看出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才知道进步的促力不是发于别人，是发于联合进步的人民，才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及生活事实的意义是什么，才知道过去的历史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圣人伟人给我们造的。”

马昌民则认为：“社会上各种关系的改变，都是基于生产的复杂关系。换言之，所谓一切政治、法律、文艺、美术、宗教，主义乃至于道德习惯，这都是社会上的表层构造，此外的经济关系才是基本的构造。基本的经济构造如果有了改变，那些表层的构造都一律要改变，而且所改变的完全照着基本构造改变的方向而决定。”他总结了唯物史观的影响至少有5种，他在试卷中写道：

马氏此种大胆的唯物史观谓明以后，晚近历史至少生出下面五种影响：

一、打破神的历史观。此前一般解释历史上的事变无不操“唯神史观”的眼光。对于各类事物的起源和进展，都以为其中有至高无上超人格的神权。国家是神意建设，个人是依着神的命令生存的。所有的诸侯、帝王，更不必说，当然是神所命的了。正和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事变一样，帝王莫不有神迹，王命莫不变之于天。唯物史观的说法一来，把所有的一切制度都归到经济上面，自然无所谓“神言”“天命”了。

二、打破伟人主义的历史观。以前一般历史家以为人间的历史即是“伟人的事略”，差不多历史记载的唯一任务，即在替名人名将歌功颂德，对于普通社会情形，毫无关系。唯物史观说一来，才知道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无不有他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决不是那个贤臣名将，或者古圣先王凭空造出来的太平。

三、改变人生观。以前唯神的历史学说为伟人主义的历史学说，对于个人非常轻视，差不多个人在社会是没有多大关系。有之不为多，无之不为少。天下大事，早已由天命定了，或者已由伟人指挥一切了，个人不能参加，即参加亦不过个中的附庸，无多少关系。自唯物史观一来，才知道各个人的努力与世界文化的进步均有一定关系，所以使人变为积极的人生观，使人向上、努力、奋斗、乐观，不“听天由命”与“顺帝之则”。

四、打破循环说。有许多历史学者以为历史是循环的，不是进化的。唯物史观说一出，才知道经济的势力是一天天向前进展的，进化的。

五、打破政治的历史观。有许多历史家以为“现在的政治即是未来的历史，过去的政治即是现在的历史”，把政治的现象包括一切的社会现象，把历史的范围弄到异常狭窄。唯物史观说出，才知道政治不过是社会现象之一种，而且不过为表层构造之一，也是有他的基本构造的，历史的范围始终较前宽广。

在课堂考试过程中能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逻辑表达是非常难得的。值得注意的是3位同学都多次用了“新纪元”这一词语来比喻唯物史观的出现给历史界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应该是直接受了李大钊的影响。众所周知，李大钊在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上曾以《新纪元》为题目发表了颂扬十月革命的文章。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之一，除了《新青年》等一批刊物和一些研究社团是重要的传播阵地外，正式课程“唯物史观”在3个系开设，直接受众应该也是不少的，其传播方式也是非常扎实、基础和系统性的。虽然选修过这门课，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但这门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是独特的，对北大青年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不小的。北京大学是北京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地方，1921年下半年，北京地区的早期党员有20名，其中就有17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或许可以成为政治思想对政治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例证。

（作者金安平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2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