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以后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李新、陈铁建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根据研究分析，从传播者（传播载体）的渠道来看，欧洲、日本和俄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三条（亦可称莫斯科）主要不同渠道。

一

第一个是欧洲渠道。

根据研究，可以把欧洲渠道分为前欧洲渠道与后欧洲渠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指的就是前欧洲渠道。所谓前欧洲渠道，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李提摩太、王韬、梁启超等中外著名人士（也可称为上层人士），其传播途径与手段、方式主要依靠日记，记载自己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如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另外，英美传教士等人，通过在中国创办的报纸、书刊，比如《万国公报》，江南制造总局主办的《西国近事汇编》等，均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及马克思学说作了一些报道。

这其中，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作用地位非常特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很重要的关系。李提摩太(1845—1919)，字菩岳，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他于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李提摩太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清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1902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中西大学堂，后合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

就目前查到的报刊及文献资料记载来看，1868年9月5日由基督教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是最早出现“马克思”名字的中文报刊。据史料记载，《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出版的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在1898年时竟达到38,400份，连光绪皇帝也阅读该报。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期至124期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到第四章。该报121期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说：“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这里显然把马克思的国籍搞错了，在123期的《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便进行了更正，文中写道：“如德国之马客思（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1899年5月《大同学》单行本出版，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不仅说到马克思，还提到恩格斯。文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斯）。”尽管作者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开始还把马克思当成了英国人，但这篇文章的介绍，还是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

与此同时，也有有关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其它零星介绍。维新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欧洲期间，曾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1905年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时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中赞扬马克思苦心孤诣，不遗余力，终于使社会主义“成为有系统之学理”（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这个渠道的人物构成主要是洋务派官员、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记者等上层精英分子，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地位、思想认知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以他们为主构成的这个传播社会主义的小圈子，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渠道的传播影响范围很有限。

因此，“而真正大规模地从欧洲渠道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以后兴起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之中”（孙建华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这就是后欧洲渠道，即1919年后赴法勤工俭学中一批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宣传，他们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郑超麟等为代表。

二

第二个是日本渠道。

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五四时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

20世纪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7285人。后来还不断增加，其中著名的人物有陈独秀，是1901年10月自费到日本东京学校；李汉俊，是1902年由人资助赴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胡汉民，是1904年到日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戴季陶，是1905年进日本大学；李大钊，是1913年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李达，是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到东京第一师范学校数理科学习；陈望道，是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学习，等等。

中国人接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热潮出现于1902—1908年间的赴日留学运动之中。具体体现在《游学译编》《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天义报》《民报》等报刊杂志上，大量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知识。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梳理，在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刊中最早谈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历史，并将“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介绍的，要算1900年12月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的《译书汇编》杂志。该刊第1、2、3、6、8期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著作《近世政治史》一书。该书第三章第一节“社会党之由来”第一部分《万国工人总会及德意志支部》中比较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流亡伦敦，召集各国工人领袖，建立第一国际等情况。书中写道：“麦克司（即马克思）与拉司来（拉萨尔），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势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马克思）始在可伦（科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又写道：“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会集于伦敦，名曰：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马克思）自卫参事会长，总理全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1902年4月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对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学说比较系统介绍的第一部译著。该书将马克思翻译为“卡尔”，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介绍阐述，指出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劳动者本来有权“占有其产出富之全额”，却“仅得少许之工金耳”，而“其余利益莫不为资本家之垄断”。1903年2月广智书局还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有1万余字的篇幅介绍马克思及其相关内容，并将马克思翻译为“加陆·马陆科斯”，将他称为是“一代伟人”，书中还把恩格斯称为是马克思“终始同其难苦”的“有力的同志”，书中还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

1903年10月，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办的《浙江潮》杂志刊发了日本人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的中文译本，该书分7章约2万字，对马克思及其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并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革命”，“是实科学的命令，历史的要求，进化的理法”。这是历史潮流，“吾人虽欲避之，而无可避者也”。

此外，从1902年至1906年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日本社会主义著作成为中国留学生竞相引进和译介的对象，据统计多达20余种，著名的有矢野文雄的《新社会》，幸德秋水的《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世界之大问题——社会主义概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等等。

以上介绍说明，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日本亦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的主要渠道。当时曾是留日学生的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胡汉民等等都还是通过《新青年》《共产党》《觉悟》《向导》《晨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国民》《学灯》《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及商务印书馆、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等出版单位翻译、介绍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专著。

“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共创建以后，俄国渠道才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孙建华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由此可见，日本渠道的影响之大!

三

第三个是俄国渠道（亦可称为莫斯科渠道）。

根据研究，本文也把这个渠道分为前莫斯科渠道与后莫斯科渠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指的也是前俄国渠道。所谓前莫斯科渠道，即是通过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极少数代表的传播介绍，它的传播范围局限于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因此，影响也不广泛；后俄国渠道则是以王明等留学莫斯科的学生群体为代表。

李大钊在其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曾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历史影响，毛泽东也曾分析指出：“中国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会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因而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

在以上三种渠道中，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来说，前欧洲渠道的信息量极少，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欧洲渠道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为代表，影响也不明显。前俄国渠道主要通过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派来的代表传播介绍，对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那时影响的涉及面还是非常狭小的，仅仅局限于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后俄国渠道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就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讲，“日本渠道最为重要，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对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正是这一意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日本渠道是唯一涉及人数较多，涉及范围较广，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渠道。”（孙建华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3期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