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杨芙清，1932年11月生于江苏无锡，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195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58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长期从事系统软件、软件工程、软件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系统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党外布尔什维克”与 “小先生”

我的家在无锡算是一个大的家族，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小时候家里规矩比较严，放假父母不让我们出门，一到寒暑假我只好窝在家里看书，主要是看武侠小说。

解放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正读高一，那是1949年4月23日晚上，我听到外边的脚步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的同学就来敲门了，说： “杨芙清，解放军来了，咱们赶快去欢迎解放军吧！”我看看父母，他们说去吧，我就像鸟儿飞出笼子一样飞向外面。现在想来应该是过去在日寇占领、国民党统治时父母不放心，感到不安全；解放军来了，父母也放心了。

杨芙清

我对“解放”的第一感觉是天特别蓝，阳光灿烂，小鸟可以在天地里任意地翱翔。我积极参加了很多庆祝活动。腰鼓、乐鼓传到无锡来了，学校先后各买了一套，我们是第一批学的人。老师们参加庆典游行，我们在前面打鼓，给老师们开道，特别热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组织“救济清寒同学”的义演， “清寒同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那么演什么呢？我出主意说去找军区文工团，请他们帮忙，文工团就教我们跳红旗舞。在人民剧场演出，解放军乐队来给我们伴奏，我们跳舞的只有九个人，解放军乐队就有二十多个人，这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我深刻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

说实话，当时我就是一个高一的孩子，对政治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就是参加这些活动觉得心情特别好。一首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特别能反映我当时的心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现在还是我的手机铃声。

我的中学是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是无锡三大名校之一。中学时，我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既被选入篮球队、排球队，又是舞蹈队、宣传队成员。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还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校务委员会。国文老师冯其庸先生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也在校务委员会，后来是著名的红学家。当时我参加这些活动很积极，由于我一心想当科学家，所以没有想入团入党，为此我得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称号。

我中学学习成绩很优秀，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学。这得益于我的三位数学老师，他们都非常好。第一位数学老师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这位老师不苟言笑，特别严格，经常出题考试，题目特别难。有一次大家都考得不好，他给了我120分，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因为我用两种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得到了表扬，我就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后来的两位数学老师，一位教代数，一位教几何，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两届毕业生的第一名，他们教书是启发式的，更注重推理思路的传授。

这几位老师对我数学上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们不仅教会我学习的方法，更启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使我领悟到老师的责任不仅是教好知识，更要去发现一个学生的潜质，去启发他、鼓励他，使他产生兴趣。有了兴趣，就会加倍努力，就愿意去钻研，钻研就会使理解更深刻。

每到学期考试前，同学们就要我给大家讲课、复习，我由此得了一个“小先生”的称号。大家坐在教室里，我上台去讲，重点在哪儿、应该怎么去理解。

良好的中学教育使我受益匪浅，深厚的师生情谊让我永生难忘，要当一个好老师的想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对母校一直有感恩之情。“文化大革命”中，原来是无锡市三大名校之一的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被改了校名，失去了女校的特色，办学质量也下降了。 “文化大革命”后，我有机会为恢复女校建制而努力，并捐赠了我们的积蓄。在母校百年校庆时，我们累计捐赠了100万元教奖学基金，为默默无闻在学校耕耘几十年的老师和勤奋学习的同学们略尽微薄之力。更有幸的是，我看到年过八旬的老师们仍是那么康健，对我还是那么亲切、关爱。

从清华园到燕园

1951年，我高中毕业。那时还没有全国统考，报哪个学校就参加哪个学校片区的考试。我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为什么呢？一是我想到毛主席身边去，到首都北京去，这是我报考北京学校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二是我立志要做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科学家。刚上学我是在清华园，到第二学年院系调整，从清华转到北大。

大学和中学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学习思维也不同，开始我未转过思路来，第一次考微积分就没考好。一个学数学的，微积分都考不好，还能不能学数学？我在中学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学霸”，是同学们心中的“小先生”，现在居然考不好，成绩一落千丈，心情很低落，甚至想打退堂鼓，就给冯其庸老师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心情。他给我回信说：“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会碰到沟沟坎坎。碰到沟坎的时候，你是勇往直前地跨越过去，还是倒退？跨过去就前途无量。”这封信对我触动和鼓励很大，使我坚定了信心，主动向同学们学习，慢慢地也掌握了学习方法，知道怎么学了。后来，学实变函数，特别难，但在一次考试中我考得最好，这使我重拾信心，学习成绩也从此“翻身”了。成绩越好我越有信心，积极学习同学们的长处，加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特别活跃。我在清华就参加了舞蹈队，到了北大，也参加了北大的舞蹈队。我们舞蹈队经常在大饭厅和未名湖畔均斋前的草坪上排练各种民族舞蹈，邀请专业文艺团体作指导。参加社团活动，接触到了不同学科的同学，开阔了我的视野和思路，我感受到了北大综合学科的魅力。

我对一件事印象很深。1954年，作为北大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我参与组织了一次迎新晚会，地点就选择在未名湖畔。沿着未名湖北岸的曲折小径，设计了灯谜带；在花神庙对面山坡的小平地上，开设了音乐欣赏；湖中岛亭上灯光通明，棋战正酣；湖右畔均斋前面的草坪上则是翩翩起舞的学生；再往右的办公楼礼堂，正在上演着各社团精心排练的节目，有歌舞、戏曲选段、独幕话剧和相声等，掌声连连；湖左畔的东操场放映着露天电影；湖中漂浮着盏盏荷灯，与天上的星星相辉映。我站在备斋二楼的凉台上，那一刻深深感受到未名湖的魅力。

杨芙清在研究生宿舍学习

1955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大学对毕业生要求很严格，淘汰率很高，1952年院系调整时，三校合并，北大数力系共有学生50名，但只有36人顺利毕业。国家需要师资，同学们大部分被分到各个学校当老师，最后剩下三人留下来攻读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成为计算数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参与组建中国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1955年12月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长大了，从一棵“小草”长成了一棵“小树苗”。

1956年周总理领导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北大具有前瞻性，1955年率先组建了计算数学专业，为计算机技术研究打好理论基础，徐献瑜先生为专业主任、教研室主任， 我师从徐献瑜先生攻读计算方法。

当时只有我一个学生，也未像现在这样开设研究生课程，老师只给我指定读一本苏联教材《线性代数计算方法》，并要求我每周在教研室讨论班上报告。我就到北阁数力系图书馆，找一个角落，在那儿学习。当时只有机械式的手摇计算器，声音很大，晚上我怕影响同宿舍的研究生休息，就到均斋留校任教的戴中维同学处开夜车，用报纸把灯罩起来摇计算器进行计算。每周一要见导师，在此前要把计算的数据组成表格，并把其画成各条曲线，用各种颜色标好，向导师汇报时必须要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好。

我们数力系培养学生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用讨论班的方式培养学生读书的能力，特别是提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当教师后，这也成了我培养学生的一种方式。我常对同学们说，读书不仅要勤奋，还要学会抓住要点，弄清概念和思路，更要动手“做”。什么叫读懂了？就是先要将一本厚的书读“薄”了，变成几页纸，然后由几页纸慢慢再把它用“自己的语言”恢复成一本书，还要能够清晰、简洁地表达出来。这些都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得到的训练。

紧张活泼的留苏岁月

计算技术是《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之一，国内在此领域基本上一片空白，因此，1956年国家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并实践一个月，我导师徐献瑜教授就在那个考察团里。代表团回来后，成立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里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计算中心去学习计算技术、程序设计，为自主研发自己国家的计算机储备技术和人才。徐先生跟我说：“国内没有计算数学这方面的学习环境，你是不是也跟着这个代表团出去，去学习有关计算机和程序设计方面的新知识？”这样，我就作为一名研究生参加了这个团队。

1957年1月，经过八天七夜火车的颠簸，我们到了莫斯科。当时的团队是19人，其中13人到苏联科学院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其余6人去苏联科学院的计算中心学计算方法、程序设计。我去了计算中心。

我们6人有个导师，叫梅格列夫斯基。那时还只有手编程序，他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是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计算机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从机器指令学起，再学编程；将程序打在卡片上，学习检查其正确性；上机时先学习控制面板的操作方式，然后调试程序。我的程序是一次通过，老师觉得很惊讶，他说一般第一次编程上机很少有一次通过的，都要有几次修改反复才可能通过。老师的鼓励使我又一次坚定了学习的信心，我想细致、严谨是做学问的关键之一。

我去苏联的任务是学计算方法，但要在计算机上完成计算任务，编程能力更为重要，所以我就把比较多的精力花在学习程序设计上，研究程序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在苏联学习计算机操作

在计算中心的学习过程中，我收获很大，不仅见到了当时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学到了程序设计的方法和技术，而且使我对做科研的感悟更深刻。后来我常说，搞软件的人要“动静结合”：编程时就要“静如处子”，能够坐得住，甘坐板凳十年冷，才能不出错；设计时要“动如脱兔”，思想要活跃，想得比较宽阔长远，要从生活中去寻找感悟、触动灵感，然后运用到要解决的问题里去。

这期间最令我难忘的是毛主席的接见。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率团访苏，抽出宝贵的时间到莫斯科大学接见留学生，这真是天大的喜讯。那时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3000人，莫斯科大学礼堂坐不下，把剧场小礼堂都挤满了。我们早早就去占位置，大概坐在七八排。就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们非常振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几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奋斗。

1958年4月学习团回国时，周培源校长安排我从计算中心转到了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师从苏联著名计算科学家米哈依尔·罗蒙诺维奇·舒拉勃纳学习程序设计自动化。导师对我很好，他知道放手，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鼓励我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了很多源程序，有了一些新的设想。我把想法给导师说了，他非常赞同，鼓励我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我经常泡在机房里，泡在计算机上，针对由编译程序编出的目标程序正确性检查的复杂性问题，研制了一个“分析程序”(逆编译程序)以降低程序正确性检查的复杂度，得到了导师的肯定。导师很认真地修改我写的论文，甚至连语法、文字表达等均精益求精。我感受到了导师对学生的严格，特别是对中国学生的厚爱。离开多年后，我还听到去莫大学习的师弟们告诉我，我的导师常会提到我，真是师恩如山啊！我感恩国家的培养，感谢导师的教导。

我在计算中心的苏联同事们建议我申请副博士学位，但我想按规定申请学位就需要通过资格考试，就要再花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说这次派我来学习没有拿学位的任务，何况国内亟须这方面的人才，我必须尽快回国，报效祖国。

回国后，我在北大数力系工作。当时分配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给我的导师徐献瑜先生当助教，辅导程序设计自动化课程；二是当数力系的科研秘书。

当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杜勃纳成立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由参与国派出专家团队在研究所工作。1962年团队需要有一个学程序设计的人去，学校就考虑到我。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形势比较严峻，学校人事处处长找我们谈话，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党要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就这样，我暑假回老家无锡看望了父母和刚满周岁尚在牙牙学语的儿子，于1962年11月21日再次随团去苏联，到杜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工作。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是研究核物理的，计算中心的工作就是用计算机解决核子物理实验中的科学计算问题。我是学数学的，对核物理一窍不通，但团队里有的是老师，我从核物理的基本概念学起，利用春节初步弄懂了一些基本概念，并承接了一位苏联核物理专家的计算课题，运用数学、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知识和方法，顺利地计算出了相应的曲线。

两次留苏，使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学习到了应用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方法，为我回国后从事计算机软件教学、科研和产业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在西方技术封锁时期，我见到了计算机、操作了计算机，学习了程序设计和程序设计自动化。我感谢导师徐献瑜先生为我打开了走向新领域的门，我感谢周培源校长为我铺设了一条从事新领域研究的路，我更感谢祖国在百废待兴、经济不富裕的时期送我们出国深造，这一切我将永远铭刻在心。我立志要为祖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发展奋斗，奉献终身。

软海拾贝之点滴

知识似大海，科学是发现。我喜欢大海的辽阔，爱看海浪之奔腾。阵阵海浪冲刷着沙滩，来时潮涌，退时留下各种奇异的贝壳，那样清新，那样“鲜活而有灵气”，好像有很多秘密等待你去探索。

1969年12月，国务院向北京大学下达了研制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150机的任务，这在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下是一项艰巨而又困难的事，但也是一个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好机会，我有幸被选参加了这个项目。我先被分配参与指令系统设计，并编写指令系统文本。写文本涉及上百条指令，是一项十分精细、烦琐的工作。我在反复修改中设计出一版、二版、三版，直至最后定稿，在朗润园九公寓201-1室中，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写出了指令文本后，我又被任命为操作系统组组长，负责150机多道运行操作系统的研制。组中有青年教师，还有来自不同专业的留校学生，以及工厂和用户单位派出的人员。他们都没有见过计算机，也不知什么是操作系统，在无资料更无经验的情况下，我们硬是凭着为党争光、为国争气的一腔爱国热情，凭着掌握的基础知识，探索、创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设计出150机整套操作系统软件。

此时，150机的硬件尚未调试完成，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和编译系统组一起，奔赴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的108乙机上编写了一套仿真150机指令系统的程序，模拟150机的硬件，并在模拟得到的“虚拟机”上调试150机操作系统和编译系统。我们十几个人干劲十足，昼夜倒班，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去吃饭、睡觉外都在工作，用了23天就在大庆的108乙机上把 “百万次”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调试成功，并完成了与编译系统的联调，当时我们感觉特别豪气。

回来之后我们再用软件帮助硬件调试，并成功地进行了科学计算。用什么方式宣告我们国家已自主研制成功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呢？我们就想让它唱《东方红》吧。指令是通过微程序运行来实现其功能的，每条指令的微程序均不同，若以其执行为频率，并安上喇叭发声，不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指令频率组成音谱了吗？再用音谱谱成曲，让计算机唱歌是完全有可能的了。利用这个思路我们完成了音谱程序和《东方红》曲谱程序。在1973年的一个晚上，软硬结合在机房里工作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东方红》的乐曲被放出来了，整个昌平200号都沸腾起来了，这首《东方红》宣告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一群年轻人在 “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缺乏资料和基础，就凭着一股为毛主席争光的志气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完成了这样一项任务，我们的激动之情难以形容。150机的研制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成果，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初步尝试。

在150机之后，我被抽调参与国家第一个大型系列计算机200系列机软件的总体设计，负责系列机操作系统文本编写和240机操作系统设计。这又是一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历经波折，经过长期苦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81年完成了采用层次管程结构、PCM方法设计的新型操作系统，包含批处理系统和实时系统两个版本，为军工服务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用高级语言书写的大型操作系统，被专家们称为 “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在国际上也无先例”。

杨芙清在家中编写150机指令系统文本

1983年国家计委开始启动 “六五”科技攻关项目。为解决软件开发的 “高、长、难”问题，我们申请了 “软件工程核心支撑环境”课题，目标是开展结构、方法、工具的研究，研发一个软件开发环境的核心部分。至 “七五”扩大到由11个单位100多位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完成了支持大型软件开发的软件开发环境。在参加“七五”科技成果展出时，起名为“青鸟”，从此展开了变革软件生产方式的青鸟工程。至“八五”期间，发展成有22个单位338位科技人员参加、具有三个层次的大型科技创新团队。青鸟工程是先后历经四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主要目的是推进软件生产手段的变革，通过工程化开发方法、工业化生产技术，建立标准规范，提供支撑工具和环境，让软件开发从手工作坊式变革为工业化生产方式，被誉为软件产业发展的里程碑。1993年比尔·盖茨首次访问中国，他提出要见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周光召，另一个是我。比尔·盖茨来的时候，我们的青鸟Ⅱ型系统已经基本成功，他不仅看了演示，还自己动手操作，承认 “中国的软件开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青鸟工程是全国大联合、大会战的成果。产学研、老中青结合，许多年轻人自称为小青鸟，把他们的孩子称为小小青鸟。现在，当时的小青鸟很多已成为软件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青鸟工程30多年的创新实践，也集中体现了我国软件工程研究从跟踪、跨越到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过程。

从教60年

1978年在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应需而生，一批年轻的教师从昌平200号回到燕园，迎来了首届生龙活虎的莘莘学子，计算机系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也是北大首个“年轻的老系”。

首届学生中，有的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有的来自工矿企业，有的刚出校门，还是稚嫩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满怀激情和追求，憧憬着未来的报国理想，走进北京大学这个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和一批刚从教学科研第一线下来的年轻教师们一起，在一无办公之地、二无图书资料、三无计算机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创业之路。

1983年，我被任命为计算机系主任，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系里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得了计算机软件博士学位授权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一批批新生力量加入，一批批优秀人才奔赴国内外各个岗位。至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计算机系已成为国内领先、国际著名的计算机软硬件和集成电路微电子人才培养基地。我也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专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教育者先受教育，育人者先育己，身教重于言教，教学相长共同成长，我从教60年对此深有体会。我喜欢通过讨论班的形式，和同学们研讨；我鼓励大家创新，从不预设框框。其实，在与同学的讨论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发现了我未曾思考的问题，促使我去研究探索，真是得益匪浅，我们的一些成果，也是以教学相长这种方式获得的。

2001年，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发布了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这是一个培养产业发展急需人才的“特区”，提出两条要求：探索高校体制改革和教育公平问题；而考核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受社会和企业欢迎。国家对此也出台了配套政策。这令我眼前一亮、振奋异常。我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崭新的创新平台，它既是解决产业发展中软件人才匮乏的重要举措，又能实现对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创办高质量学院的探索。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负责北京大学示范性软件学院（2004年后更名为“北京大学软件和微电子学院”）的筹建工作。那年我已经快70岁了，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许多人劝我：“都70岁了，该颐养天年了，还挑起这副又苦又累又难的担子，你真是不服老啊！”想想我也确实是乐于迎接挑战，还只为那句话：“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越困难我越有斗志。

为建设和完善软件工程教育体系，2005年，我与孙家广、李未、周兴铭等院士联名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软件工程学科并试点培养工程博士；2009年，北大和清华、北航等28所高校论证并联合上报了“增设软件工程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次会议讨论通过软件工程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工程博士列入专业学位目录，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从2002年首届学生入学到今天，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已走过17个年头，培养出了一批深受企业欢迎的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人才，每年都有众多的软微毕业生加入如华为、腾讯、中芯国际、微软、IBM等国内外著名企业。例如，近几年单是加入华为的毕业生每年均超过30人，加入腾讯的毕业生每年超过20人。至今，在华为工作的软微学院校友约300人。他们为中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作为老师，我为“软微人”感到自豪。

2018年10月，在从教60年的师生座谈会上，我以“亦友亦师、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共同成长”为题，历数60年来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奋斗、进取的桩桩件件，回顾从教60年的历程，回顾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祖国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点点滴滴，深刻地感受到“师生情、同窗谊”的宝贵，深刻领会到祖国之爱，这激发了我的爱国奋斗之情，永远走下去！

未名湖的灵气

我是一名北大培育的学生，也是一名在北大工作了60年的教师，我感恩北大的培养，也得益于北大的优良传统和“常为新”精神的熏陶、得益于未名湖灵气的孕育。2019年4月14日，在未名湖畔拍摄完《歌唱祖国》快闪后，走在未名湖畔，我又想起“什么是未名湖的灵气”这个问题。探索未名湖的灵气，可以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我理解未名湖的灵气集中体现了历代北大人的爱国情怀。我先说三条：第一，祖国的阳光雨露；第二，老一辈的爱国情怀、勤奋探索和卓越成就；第三，年轻学子的理想追求、青春活力和薪火相传。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其中首要的是爱国。我一直认为，爱国是“基”、是本分、是根本，坚守这个根，就会有担当，有责任感，就会有奋斗的勇气，奋斗是幸福，奋斗就有未来。正是有了老一辈爱国精神的家国情怀，才烘托起了未名湖的灵气之魂。

年轻学子追求理想、奋发有为的青春活力也是未名湖灵气之源。2014年，五四运动95周年，我参加了“青春中国梦， 赤忱五四情——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青春诗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诗会，并亲切接见了我们。回忆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我们；57年后，我又有幸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毛主席说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青年人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希望每个年轻人要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信念、勤奋坚韧、服务社会、奉献国家的优秀一代，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事业之中，在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建功立业。

回忆过去的几十年，我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祖国的培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教师。

党的教导，祖国的培养，桩桩件件，都充彻我的心扉，我只有以爱国奋斗奉献的行动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

作为一名教师，我将牢记并践行习总书记的要求: “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担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重任。

我现在虽已是“80后”，但年轻学子们的青春活力感染着我，使我仍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和一腔爱国奋斗的热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和祖国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