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学习“四史”，2021年6月12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举办“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跨学科思考”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教授、齐小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浩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李坤睿副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诺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张长东副教授、孙明助理教授参加研讨会，从跨学科的视野，对党史及二十世纪革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方法进行了深入交流。张长东、孙明分别主持上、下半场研讨。

会议现场

齐小林以平型关战斗研究为例，探讨战争史研究中“求真的限度与求解的广度”问题。在平型关战斗研究中，受到史料遗存的限制，某些细节无法考证清楚，细节史实的还原难以推进，如作战文件中某些地名的讹误等，但这些细节并不足以影响战斗部署和进程。齐小林提出，如果求真有限度，仍可在此基础上努力求解，从政略、战略以及战斗的影响等广角分析，仍能对平型关战斗的过程、性质和影响形成基本判断，从而实现求解的广度。

何浩结合自己近年在“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中的思考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历史背景的认识。围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以成为整风文献”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打开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般从文学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讲话》，但进一步看，《讲话》的重心实际上在于“主体性”和“真实性”，在于如何把握“现实”的问题。正是对这个问题的特别处理方式和路径，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特别的面貌，比如以结构性的眼光来看现实。柳青、周立波、李凖、浩然、路遥等，都需要放在这个理解视野和脉络里重新阐述。

李坤睿以琼崖革命为例，提出了“革命史”与“海洋史”结合的思考。琼崖根据地在地理上处于边沿，主流叙事多将琼崖革命表述为“孤岛奋战”，但突破内陆视野的藩篱可以发现：琼崖通过海上网络与中国大陆、香港、东南亚等地密切往来，通过渔民、海员、华侨、商人等群体与岛外的经济、文化网络连接。琼崖革命并非孤立无援，而是以不同于内陆革命的方式与外界发生关联。

李国芳对1946年上半年东西蒙自治运动初步统一始末进行了梳理，还原了中共领导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政策发展过程。中共根据本土要求进行的政策调适，适应了形势要求。与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相比，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更能得到内蒙古的民族自治运动力量的拥护。

孙明通过对保路运动中同志会、同盟会、会党等运动团练的“政治机遇”与组织机制的勾勒，提出如何进一步观照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旧的组织网络如何被利用和转化，民众如何接受“革命”的意义动员与组织发动的问题。进而思考如何使得中国革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作为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不断激发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思考，引出新义，成为理论认识来源。

赵诺交流了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政治—生活”进路的思考。他基于阅读档案、报纸、日记等资料的经验，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过程发生了变化，党朝着共同理想的方向进一步努力，在相对生活化的政治世界中，能够观察到党的政策对共同利益的推进，与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的一致等。政治思维中新、旧的融通与张力，也成为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痕迹。

金安平以对“托陈取消派”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处理为例，从政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分歧与组织分裂的处理。如何应对派别和分歧，现代政党组织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是强调高度的一致和整体性。对“托陈取消派”和张国焘“另立中央”，中共曾做出了争取团结的巨大努力和坚决反对的举措。从百年党史中总结政党如何团结统一的经验，是今天政党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黄道炫提出重视事实、重视能够开发出更大历史认知的事实的思考。现代学科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研究要关注事实。在历史事实不断受到社会科学理论挑战的时代，仍要坚持追寻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有限度的，纤毫毕现、完全还原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研究贡献的是相比较的事实，为认知历史提供根据和基础的事实，学术共同体会根据投入其中的工夫和考辨的能力来筛选、传承。事实要为今人提供历史认知，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能够开发出更大历史认知的事实上。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也有助于学科形成若干具有共识的议题。黄道炫还结合对“事件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交流了寻找一种概括性地讲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与会学者围绕事实与理论的关系、跨学科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如何实质性推进跨学科的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