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下笨功夫，就怕你不笨。这话是杨琥在清华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刘桂生教授常对他说的。从2000年接受编撰任务，到2020年年底《李大钊年谱》正式出版，杨琥用20年时间、135万字的成果向导师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在这20年里，杨琥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李大钊的著作和回忆文章；因最初还没有数据库可供检索，他利用业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从旧报刊、手稿、日记中挖掘原始资料，光是抄资料的笔记本就用掉了50余个；后期伏案写作，更是写到右胳膊抬不起来，要靠针灸缓解……

今年7月29日，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名单公布，《李大钊年谱（上、下册）》荣获图书奖。师友纷纷祝贺，杨琥既感荣幸，也很淡然。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着手这项工作时，根本没有任何杂念，只为呈现出心目中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李大钊。

35岁接受任务，北大人研究北大人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本来计划五年收集资料，三年写作，书稿可以赶在2009年李大钊120周年诞辰出版。”

20多年前在北大读博期间，杨琥的导师刘桂生教授是《李大钊全集》编辑组第一二卷的负责人。由于参与工作的多为老先生，需要一个年轻人经常跑图书馆核查引文和资料，杨琥就参与了进来，除了搜集资料，还给李大钊的文章做注释。

2000年，35岁的杨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的研究室主任王学珍同时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会长。杨琥记得他当时找自己谈新工作时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是北大杰出的校长或学术先贤，校外的学者都在研究他们，可惜北大自己很少有人研究。“他问我，你已经参加过《李大钊全集》的编选和注释工作，博士论文又是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愿不愿意编李大钊年谱？”因为这个安排与自己的专业志趣相近，杨琥欣然接受。

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前人研究成果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仅仅阅读这些研究成果并加以消化，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不过，杨琥就是导师口中希望的“笨人”。经过研读大量已有的论著，他发现当时的研究现状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重复成果多，原创性研究少；概念性论述多，实证研究少；政治宣传性文章多，学术研究论著少。具体到年谱这一类别，虽然有几种“李大钊年谱”或“李大钊生平纪年”，但内容比较简略，“都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就几句话，没有引用原始资料。即使提到李大钊的文章，也只注明了出处，没有摘录内容。还有更多的生平经历和革命活动存在空白，需要填补。”

杨琥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要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李大钊。“他仅仅被理解为一个革命家是不够的，我的书要让大家认识到李大钊首先是一个学者、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才能率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

发现苏甲荣日记，仿佛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

杨琥决定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着手，他将李大钊的社会交往列了一个表，分为师长、同事朋友、学生等几个层次，然后再根据交往的亲疏程度，有目的地去寻找所有这些人的文集、日记、书信集和回忆录，查找有关李大钊言行的各种记录。

2000年冬天，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老馆阁楼上发现了一些未经整理的旧书和文稿。得知这个消息，经过申请，杨琥被准许在馆长办公室翻阅这些老资料。

“我仔细翻了一遍，发现两本日记，一本是清华的，上面提到了费孝通。又去看另一本，这一看特别震惊，同时又非常惊喜，因为我发现里面记录了五四运动当天的情况。这个内容太珍贵了，是以前我们发现的相关日记都没有过的。”

虽然并不清楚写日记的人是谁，兴奋的杨琥立刻开始抄录5月3日、4日两天的内容，然后再按时间顺序从头抄起。抄着抄着他就发现了日记主人与李大钊的交往，并从里面夹的一张条子确认了日记的主人叫苏甲荣。

“苏甲荣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后来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从日记里可以看到，因为苏甲荣是广西人，李大钊曾让另一个学生徐彦之找到苏甲荣，希望在广西设立一个《每周评论》的发行点。苏甲荣自己也在办一份刊物《致知》，邀请李大钊给他写稿，李大钊撰写了《平权之意义》一文交给了他。”

杨琥还发现五四时期发生的一件很著名的事件，与日记里所记内容也对应上了。“一个叫李超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哥嫂反对女孩子读书，中断了她的经济来源，结果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北京学界为李超召开了追悼大会，还邀请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进行演说，揭露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陋习。苏甲荣和李超是老乡，当晚他写了追悼会的新闻，第二天发表在了《晨报》上。”

最终，来自苏甲荣日记的七八条内容被杨琥收录进了年谱中，它们都提供了前人不知道的细节。杨琥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从此对搜集和发现新资料的信心大增。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李大钊与胡适、周作人的密切交往已被学界所考，但与钱玄同的关系当时知之不多。杨琥得知钱玄同日记收藏在鲁迅博物馆，但不允许看原件。“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老师正在主持整理钱玄同日记，我就找到他，杨老师非常大度和慷慨，他一整理完，就允许我摘抄了其中关于李大钊的内容。”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也记录了不少李大钊的活动，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是李大钊的手下。我找到他的女儿顾潮老师，她说顾先生日记正在整理。日记出版后，她立即打电话给我，这样，我也是尽早看到了这些资料。”

此外还有杨昌济、赵世炎、邓中夏、瞿秋白、郑振铎……只要日记里提到李大钊或李守常三个字他都摘抄出来，而对鲁迅、胡适、白坚武等人早已出版的日记，则是补充之前学者遗漏或舍弃的，不放过任何一条。

李大钊不是一个孤立的人

从错综的人际关系网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拥有丰富的社会交往，而且社会交往面非常广泛。

随着白坚武日记和苏联档案的揭秘，李大钊为了推动革命，与吴佩孚之间的往来已经不是秘密。但他和阎锡山的联络工作，学术界所知不多。

“北伐战争爆发后，南方的北伐军进军攻打吴佩孚，李大钊做阎锡山的工作，希望他不要站在北洋军阀的一边。最后这个工作他做通了，1927年三四月，阎锡山开始攻打张作霖。”

杨琥在年谱里收录了7封电报，都来自台北“国史馆”的阎锡山档案，反映了李大钊作出的这些努力。“尽管他没有参加北伐军，但他在北方运筹帷幄，动员了一切可以赞助、支持革命的力量。所以他写文章说只要把最反动的军阀打下去，哪怕原来是军阀，能争取过来也要争取过来，参与到新的革命进程中。”杨琥说当时没有“统一战线”这个词，但李大钊的实践展现出来的就是“团结一切能团结人士”的策略和才能。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也是杨琥没有料到的，“黄炎培从事教育，人又在上海，我过去不知道他们还有来往。”

2001年的“五四”，杨琥去国家博物馆参加活动，顺便打听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日记的下落。馆里的一位老师告诉他这个日记特别珍贵，不能查看，但得知是为了搜集李大钊的资料，便说起馆里有几封信，其中一封是李大钊写给他的好朋友霍侣白的，后面还附着别人的几篇文章……因为手稿很珍贵，之前也没有公开过，杨琥的执着最终打动了这位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杨琥意外发现并抄录下了黄炎培的手稿。

黄炎培这份手稿写于1950年左右，回忆了自己拜访李大钊的过程：……一九二二年，有友走告，中国共产党人对我有所不谅。我不甚信之，终乃乎直投书先生，愿一席倾谈，得复欢迎。乃从上海入京，专访先生，从清晨谈至近午……

李大钊在青年时期还有一位关系密切的好友叫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因为青年党反共，抗战后期又站到国民党一方，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者几乎都不提曾琦的名字。李大钊为曾琦的《国体与青年》一书写的序，也没有收到“诗文集”和“选集”里去，以往的“李大钊年谱”更是很少涉及他们的交往。

“这次的年谱我不仅收了这篇文章，还把曾琦日记里关于李大钊的内容全部引用了。他的日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在台湾出版了，但我们的研究者也从来没有引用过。”

杨琥认为李大钊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所走的革命道路也是曲折的，身边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人，尽管后来可能分道扬镳了，但不能否认曾经交集的事实。

择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则弃之

在年谱的编撰过程中，不断对史料进行分析考辨，是杨琥面临的一大难点，尤其对于那些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说法，他依然进行多方参证，“择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则弃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典型一例。

“这个说法出自上世纪80年代，是对高一涵回忆的一个概括。高一涵在上世纪60年代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讲述了1920年2月李大钊从北京护送陈独秀南下。后来学术界全部引用高一涵的回忆，其实这个回忆是有问题的。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他提出质疑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时高一涵人在日本，尽管他回国后胡适、李大钊都可以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但其中细节就值得怀疑了，因为高一涵在文中明确说陈李二人在途中商量成立中国共产党。”

杨琥注意到了石川祯浩的质疑，为了解决这个疑点查阅了很多资料。“我又发现这个说法不是高一涵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而是1927年李大钊牺牲以后他在武汉追悼大会上说的，一个现场记者记录下了这一句。追悼会后，高一涵本人又写了一篇《李大钊同志略传》，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并没有提到相约建党这件事。而上世纪60年代那篇回忆里，他也只是说到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也没有提成立共产党。”

杨琥认为，“南下途中相约建党”的说法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是记者的记录报道，很有可能出错，从历史学角度讲又是一例孤证，不足以采信。“高一涵文章还说当时就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离开，而且是偷偷地从朝阳门出发南下。但罗章龙的回忆又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时，还有十几个学生陪同他们出了德胜门。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只可以说明一点，陈独秀南下是一件秘密的事情，谁也不清楚具体情况。究竟怎么离开的，途中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只能存疑。”

杨琥分析，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2月出现建党的想法，可以说顺理成章。但对陈独秀来说，他的思想这时还没有完全转变，说他在离京途中与李大钊“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与他思想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

“陈独秀的思想真正产生转变是到了上海以后。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带来俄国革命的图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陈独秀阅读了这些著作，又与维经斯基深入交谈。之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叫《谈政治》，标志着他的思想真正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边。1920年8月他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0月李大钊建立了北京的党组织。如果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在南下路上确定的不能成立，那么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还是可以成立的。”

没有这些公共空间，可以说就没有李大钊

在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报刊传媒、社团学会、新式学校等新生事物萌发成长的时代。李大钊接受了这些新生事物的培育，同时又参与到这些新生事物的开拓与发展中来。没有这些公共空间，可以说就没有李大钊，因此杨琥非常重视报纸杂志的阅读搜集。

《晨报》是前人利用最多的报纸，于是杨琥将目光重点投向《京报》和《大公报》这两份京津地区的报纸。对李大钊参与创办、编辑和撰稿的报刊，他则全部通读。事实证明这样的“笨功夫”为他带来了不小的收获。

例如，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李大钊曾四处奔走营救，但此事在北方地区的报纸中不见记载。后来杨琥转换思路，特意查阅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终于在6月23日这天找到了相关报道。

《民国日报》刊登的《陈独秀案之大疑团》写道：最有研究之价值者，凡因独秀事件之往来电报，概被电局扣留是也。北京李大钊君十九日致本埠章行严君快函曰：前大学同人曾以钊名致电先生在沪设法援救，已一周矣，竟无回电。

1923年9月2日，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抵达北京，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晨报》《京报》均报道了北京各界人士赴车站欢迎的消息，但关于李大钊是否参加了欢迎活动，这两份报纸均未提及。而杨琥在9月3日的《大公报》上查到了一则《昨日各界欢迎加拉罕之盛况》的新闻明确写道：……筹备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及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等，均在站欢迎。加氏下车出站，军乐及各界人士，均随后送之出站。

在具体日期的考证上，杨琥也依靠旧报刊取得了一些突破。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参加反袁斗争，但具体时间一直空白。根据《白坚武日记》记载，5月10日，他收到李大钊来电称“不日来”。5月19日，白坚武从南京到上海与李大钊叙谈。这样就可以圈定李大钊是5月10日到19日之间回国的。杨琥立即去北大图书馆旧报刊室逐日查看当年5月《申报》上面登载的轮船进出口日期广告，发现5月10日到19日从日本到上海的轮船航班一共有两趟：13日礼拜六进口轮船，“八蟠丸，由日本，邮船会社”；17日礼拜三进口轮船，“山城丸，由长崎，邮船会社”。大致确定了李大钊是13日或17日抵达上海的。

除此以外，吴佩孚拟请李大钊就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李大钊曾被北京女师大学生提名为校长人选之一、李大钊曾在国际大学演讲等研究界从未涉及的史事，都在杨琥的一番努力下找到了证据。

朝夕相伴20年，他为“谱主”总结了五大特质

年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体例，属于传记的一种，从宋代就开始有了。不过比起人物传，人物年谱更加客观、完整、全面。“写传，不知道的内容可以不写，或者写不下去可以回避，带有主观性。年谱不行，只要找到的内容都必须写进去，不确定的也要下判断。司马迁写的人物列传一般人是达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研究来说，年谱是较好的一种体例。”

为了编撰这部《李大钊年谱》，杨琥研习了大量前人的年谱，并在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我吸收了古人的做法，把每一年设置为谱主事略、时事纪要和诗文系年三种体例形式。谱主事略讲生平活动，包括求学经历、日常工作、政治活动、社会交往这些。时事纪要写的是当年国内外的大事，或者跟他相关的人物的活动。诗文系年从1908年第一次写诗开始，将他写的诗、文章等全部收进来，有的是全文摘抄，有的是概括介绍。

杨琥说，以往大部分年谱基本只有谱主事略，但这种单一的形式不能完整体现李大钊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可能会造成“只看见政治活动，而忽略他的思想探索和思想主张”。他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李大钊不仅是一个政治型的人物，还是一个思想家。与此同时，这样分门别类的形式也方便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各取所需。

年谱的体例决定了以年记事，杨琥详细到月，甚至精确到每日，即便是日常活动也要记录进去。他认为，编撰者并不能一下子判断出这个日常背后的意义，也许将来发现新的史料，就揭示出这些日常活动隐藏着重大的决策。

“而且你认为是日常，但对别的研究者来说不一定是日常。比如我记录了很多李大钊和胡适、钱玄同的交往，就是吃饭。也有人跟我探讨，这个记下来有意思吗？我说没意思也要写，因为这个饭局上讨论的是什么并不知道，将来一旦发现了其中一个人的日记或回忆，说不定就对上了。”

杨琥举了一个例子，1917年1月20日，钱玄同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就是记录一次饭局：独秀今晚宴客于庆华春，同座者为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刘三诸公。

“这个时候李大钊还没有进入北大工作，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也不到一个月，但他在宴请沈尹默、刘三、高一涵这些旧友时邀请了李大钊，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密切。后来饭局上的陈独秀、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钱玄同这五个人都成为《新青年》的编委，经常在一起聚会。现在看这个饭局是不是很重要？”

杨琥说他们这代人从小看的都是宣传革命先烈的书，又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理想主义色彩一直比较浓厚。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朝夕相伴20年，从读他的文章到一步一步进入他的世界，杨琥为李大钊总结了五个突出特质：忠贞的爱国情怀、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头脑、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他的自然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会生命是长存的。”这也是他多年来追踪“谱主”轨迹的深刻体会。

20年里，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时，杨琥都会拜访自己的导师刘桂生教授，今年已经91岁的导师也曾对他提出了希望，“你这部年谱，要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如今，书稿已经完成，我深知远未达到刘师的这一要求，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我今后努力的目标。”杨琥在《李大钊年谱》的序言里最后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