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这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孔子所说的话。孔子的这句话，大概很可以代表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一种根本性的教育观与人才观。“骥”，是良马或千里马的意思。“骥”的根本特点，首先应该就是它的“力”。而孔子所称的“骥”之“力”，当然是指他所谆谆教诲的“智”之力与“学”之力，是指能够承担实现其理想之道的学术文化重任的力。这种“骥”之“力”与“德”，本来就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也是我对于杨琥的认识过程。

杨琥

李大钊研究“重大工程”中的识“骥”

李大钊研究的“重大工程”，是指1996年4月由北京大学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向党中央领导提出申请，并于10月获得党中央领导批准的重新整理、编辑出版《李大钊文集》注释本的课题任务。

1996年10月下旬，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同志在他的办公室（北大办公楼112室）召开“文集注释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标志着此项“重大工程”的正式启动。这项“重大工程”是“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负责”，按照规定完成后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负责该项目的“审核把关工作”。这种高标准，对于作为研究会会长的王学珍同志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会上，学珍同志并没有作使人紧张上阵的“动员报告”，而是用很简明淳朴的语言向同志们说明任务的由来；他也没有常见地就如何对待与完成任务发出“居高临下”的指示。学珍同志在说明由党中央所批准的总体任务后，就谈到需要成立一个“文集注释组”。但他却不是按我理解的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地宣布自己来做组长，而是提议让我来做组长。这使我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万万不可，并坚决提议必须由学珍同志担任组长。经同志们的劝说与一致拥护，学珍同志才以组长的身份主持会议。接着秘书长古平同志提议，由刘桂生、朱成甲、沙健孙三人为副组长，王世儒、古平、张步洲三人为成员。这样，在这个由7人组成的“文集注释组”中，就有两位是党的中央候补委员。

对于工作的开展，我提议，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袁谦等同志所编、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作为重编工作的蓝本，并以此蓝本，首先由我来提出注释的条目，以供讨论的参考。

注释组原来都是老人，1997年秋终于迎来了杨琥这位年轻人。杨琥一贯勤谨好学。1990年，他考入了刘桂生先生门下读硕士生。桂生先生曾受业于陈寅恪、刘节、雷海宗、邵循正等著名史学家。他的学问功底、治学路径与培养学生的高明之道，我也算是最清楚。他不止一次我和讲过，要让学生读《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让学生知道如何去读书和搞研究；既要有宏观大视野，同时又要让学生经受严谨细密的学术训练。而这种训练的最佳方法，就是为经典性文本作注释。桂生先生自己就在这方面作出诸多范例。例如：《龚自珍集外文笺》《魏源佚札系年笺注》《李大钊〈更名龟年小启〉笺注》等。经过这种训练，才可培养学生扎实、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学风。杨琥经桂生先生三年的培养训练，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入职于北京印刷学院。

1997年，杨琥又考回到刘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就参加到李大钊研究“重大工程”的这个“文集注释组”。最初，他主要为文集上册的注释条目撰写初稿。由于他的工作颇能中规中矩，所以得到桂生先生的肯定。随着工作的进展，《李大钊文集》的“注释组”，改称为“编注组”。这时，杨琥承担的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其中包括与我一起到中央档案馆查找、搜集新篇目，以及文本校勘等。

1999年10月，《李大钊文集》问世，这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同志领导编注组全体同志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日夜奋战的成果，而杨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初显身手，承担了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此，2000年8月杨琥博士毕业时，学珍同志让他留校，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

为更加珍视与传承发扬李大钊的宝贵精神遗产，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在《李大钊文集》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增补本，称《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2009年，该版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杨琥则主动承担了这次修订工作的大部分任务。

但是，1999年版、2006年版，因各种条件的限制，仍然留下一些遗憾。由于我自己一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对于此事心中常怀戚戚。但到2011年，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了新机遇。

2009年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纪念这个历史的伟大开端，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决定启动《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编辑出版工程，而2006年由该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即首列其中，“重印发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接到人民出版社通知后，会长学珍同志即召集参编人员开会，讨论此次修订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工作重点，编注组同志都自觉地表示，应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予以修订。开始的会议与最后一次会议，都是由学珍同志亲自主持的，尤其是最后一次会议，是由杨琥作修订工作的总体说明。

杨琥除了写《出版说明》外，还与王宪明合作，另撰写《前言》，对某些重点内容又有进一步的说明。其中，尤其是关于完成此项由党中央所批准的“重大工程”的目的与意义的说明，阐述得非常精彩与到位。《前言》指出：“编注全集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准确、易懂的李大钊著作文本，尽管在编辑过程中，在标点断句、篇章编排、词语注释中都渗透着编者的研究，但所有这些研究都要服务于编辑工作，服务于如何完整、准确地展现和理解李大钊的文章。”“学术文化关乎世道，影响人心，社会所赖，国运攸关。我们相信，李大钊以其宝贵的短暂的一生所全力追求和塑造的‘新文化’‘新世界’‘新人心’，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奠基石。”“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李大钊全集》的编辑、注释和修订工作”，“是极其光荣的事，无论费多少心血和气力，都是值得的。”这段话，精湛而确切地表达了编注组各位参与者的共同心声。而杨琥所作的这一切，也说明了在《李大钊全集》的三次编注过程中，他从一个青年学子逐步成长为一位能够独立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研究者——《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编注工作的“担纲者”。

“五四”研究、李大钊研究，新一代研究者的杰出代表

在李大钊著作的重新编辑、注释与出版的过程中，对于杨琥，我已有全程的识“骥”，而在我看到2009年以后他相继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五四”研究与李大钊研究的成果，即感到我印象中的这位年轻人，是一位既扎实用功又颇具见识的非常难得的学者。

我最先看到杨琥对于“五四”研究的理论成果，是他2009年在纪念“五四”90周年所写的文章，题为《“五四”新思潮倡导力量的形成与聚合力量初探——以〈甲寅〉〈新青年〉撰稿人为中心的考察》，发表于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显然不是关于“五四”的一般之论，而是对《甲寅》与《新青年》这两个刊物的整个历史和内容都扎扎实实下过功夫的人，才能写得出来。所以，即使是对于“五四”这个课题长期有研究的人，读起来必定会有若干收获。因此，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好文章。同时，也是推动李大钊深入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2011年，我又看到他的一本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79万多字的大著，名为《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如果不把“五四”前后的有关报纸期刊翻遍，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是不可能编出这本文献集的。据著者说，这是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其字数在百万字以上。

他的研究，究竟如何不同一般？ 李大钊说：“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所以，寻找搜集这种“记录”的材料加以求真考订最重要。李大钊又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人们只要知道李大钊这个作史标准，再看杨琥这些文章，只看其题目，就会豁然开朗，理解其价值。杨琥的论文，如《〈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互动》《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民初严复与章士钊关于“民约论”的争论》等。这些文章，篇篇使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行程”“生活联续”“生活变迁”“生活传演”。因为他的文章里处处都是具体人物在活动，其突出表现是《甲寅》与《新青年》“通信”栏之创设。这些人物，不仅有具体活动，而且更有活的思想言论以至争论，所以，才表现出“活的历史”，是“有生命”的“进步”的历史。

2021年，杨琥所撰的《李大钊年谱》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35万余字。该书是学珍会长亲手规划的中国李大钊研究的“重点工程”之一。多年来，学珍同志对于杨琥的年谱，念念在心。《李大钊年谱》从2000年9月受命开始，到2019年9月向出版社交稿，历时达20年。简略言之，其特点一是“基础入手，广搜史料”；二是“多方参证，考订正误”；三是“追踪前沿，拓展认识”。我认为：杨琥的“五四”研究与李大钊研究，是学术界不得不重视和参考的重要学术成果；而在学术研究方法上，他也已具备“金手指”。

杨琥常说自己“愚笨”，而业师桂生先生却再三教以：“做学问就是要下笨功夫，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做出真实的成绩。”又说：“做学问，不怕笨，就怕你不笨。”这大概就是刘老师让杨琥获得“金手指”的秘诀。

杨琥的研究之路，是从章太炎开始，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李大钊。始于亁嘉，再到围绕李大钊展开，每步都有轨迹，是正路也。对于李大钊的深入研究，离开这个轨迹，就失其扎实的源头。而章士钊、章太炎，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影响，都是极其重大的。

关于愚智的问题，章太炎曾说：“余常谓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以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抵治学之士，当如童蒙，务于所习，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弟辈尽有智于余者，功夫正须尔也。”其实，归根到底，“回也不愚”。

马克思忘我的科学研究精神与理论创造，让人敬佩。他1851年6月给约瑟夫·魏特迈的信中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其实，杨琥在北大校史馆、图书馆的时间，比这还要长得多。我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九点以后，而他接电话的地方，通常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校史馆他的办公室。年复一年，有几人能做得到？《李大钊年谱》巨著的产生，就在于此。所以，我们不仅称“骥之力”，同时亦称“骥之德”。

（本文系作者为《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所作序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亦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