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2020年，经历了疫情病痛和生死离别的“地球村”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加深刻体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世界各国唇亡齿寒、互相依存，“与子同泽 与子同裳 与子同袍”才能“共克时艰”。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天下理念”为文化基底，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国家及其媒体运用多种传播平台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中国在国际地位由大变强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被曲解、被怀疑、被驱逐、被黑化等窘境，并没有因为国家实力的增强而有根本性的扭转，在“大外交”和“后疫情”格局的双重耦合之下，中国的国际传播及其教育走到了一个新十字路口。未来，我国如何与“远亲近邻”交流对话，如何在国际社会塑造形象，如何提升与国际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如何让千万学子意识到肩负祖国伟大复兴的时代大任？这些于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都是新的挑战。

2020年，我国面临着疫情大考，面临着如何去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展望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必要聚焦国际传播议题，加强思政教育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融合。

一、新时代新理念

溯源于西方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地域和历史的双重局限，这种局限与我国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人才相抵牾，因此站在国际传播学科和我国国际格局两个维度基础上，国际传播思政教育需要有所更新和新的思考：一方面从理论角度向学生们讲授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新环境，讲授“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东方大国的智慧，另一方面让学生们理解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推动全球文化对话和世界文明“美美与共”。

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分支，国际传播课程与跨文化传播课程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融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明晰国际传播课程的讲授不能只是局限于国际传播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介绍，还要强调国际传播背后的跨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问题。在后疫情时代，保守主义、俱乐部主义、民族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在这样的语境中，强调文明对话、文明交流的意义赫然，如何将这些新条件、新时代所显露出的弊端、矛盾和冲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天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等中国议题结合起来讨论，凸显出我国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迫切需要教师建立适应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教学理念，具体做法如下：

主动更新国际传播理论，不偏颇西方国际传播理论，例如文明冲突论、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媒介帝国主义、依附传播理论、传播现代性理论等，在引介这些理论的同时，引导学生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利益指涉和地域国家利益底色有所认知，因此在授课过程中，会结合大量具体案例，让学生以更加批判、更加客观地角度去理解这些理论，例如在讲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时，结合“香格里拉”作为西方精英对中国的主观想象，从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了西方社会和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揭露其中存在的主观偏见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西方文明傲慢心理。

第二，及时更新国际传播案例，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国际传播思政课程讲授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案例，这就需要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自己能够掌握和理解案例背后的国际关系、国际传播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帮助学生通过案例去思考国际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新秩序。例如在讲授国际传播主体时，增加了疫情之下“个体兴起”和“民粹热潮”对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国际传播主体带来的冲击，让学生掌握当下最新的国际传播主体。

第三，结合新媒体技术语境，展开国际传播思政课程讲授。以最新技术所引发的国际传播问题来增强学生的爱党爱国之心。例如在讲授国际传播控制时，引入了算法黑箱一类的最新案例，让学生理解自身作为“国际传播个体”在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需要增强国家机密、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意识，再例如通过社交机器人、大数据精准推送所带来的误导性信息、信息茧房、信息过滤气泡对国际舆论生态的操纵，增强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国际问题，尤其是帮助学生树立全面、宏观、多元思考方式，避免被国外不法分子和某些媒体的舆论所影响和操控，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信念。

二、新问题新路径

鉴于前文提到的新时代和新问题，为纾解这些新问题，为实现上述思政讲授新理念，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采取了以下5种新路径：

第一，结合本土案例，从中国具体问题和具体国情出发去剖析国际问题，例如中国TikTok在海外市场频繁遭遇数字保护主义、数字民族主义的封杀所暴露出的西方在第四次革命中的总体战略布局，让学生了解中国所面临的不平等传播秩序和西方媒体霸权的欺凌；

第二，从国际问题出发，引导学生正确思考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例如结合日本排放核废水所引发的不同国际舆论，去透视西方社会内部的联盟策略，去分析美国亚太战略对我国的影响，从而让学生去思考在这一的国际权力格局中，我国如何正确发声，捍卫本国利益；

第三，采取横向对比分析的方法，将国际和我国同类问题横向比较，例如采用对比分析方法，将Facebook、Twitter、What’sapp、Instagram、VK等西方媒体和我国Wechat、抖音等媒体在全球的地理布局进行对比，以“社交媒体能否反映当下的地缘政治”等问题，发起讨论，让学生充分参与到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并学会进行横向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现状和难题，从而更为深层次地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情怀；

第四，采取纵向对比的方法，将古今国际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对比，让学生在历史纵向视野中，了解当下国际传播格局和中国当下国际传播议题如何经由历史演变而来，在历史维度中，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下，把握未来。例如在讲述国际传播历史章节中，通过梳理和对比古今“丝绸之路”之差异，让学生理解中国在古代和当代所面临的不同传播格局，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我国自古承袭下来的“多元文明交流”和“包容性对外传播”理念；再例如，通过纵向梳理导源于希腊非包容性、独立性的城邦国家而形成西方扩张性对外交流历史，让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扩张性对外传播以及它们的“东方主义”话语的文化/历史基因，从而使得学生能够破除在受到西方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对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的幻想，也能够让学生们更加清晰地辨别出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对我国学生群体所施加的各种意识形态灌输，以让学生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坚定爱国之心、爱党之意志；

第五，以问题带动讨论方式，加强思政教育导向。国际传播思政教育中的宏观抽象理念如果脱离具体的问题，很难让学生内化，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每节课会抛出1-2个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跟着老师的思路，然后通过点名和抢答方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思考过程中，从而将思政内容入心、入脑。例如在讲授地缘政治视野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内容时，以“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何种地缘政治，让学生观看“杨澜访谈李稻葵”等视频，激发学生去思考当下的国际格局；再例如为促发学生对中国在国际社会应该秉持着怎样的国家利益这一问题的思考，辅助“南京大屠杀”纪录片（30秒）和“国际歌”视频（2分钟）让学生去理解中国当下的成就的来之不易，以及理解党在此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让学生坚定捍卫我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坚定对党的信任和爱护。

总而言之，国际传播课程需要运用“春风化雨”式的方式进行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国际传播具体知识点、具体问题中，以多媒体方式、多种路径创新思政教育手段，让学生深刻体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智慧的重要性，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以“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和纵横捭阖的历史视野，坚定学生的爱国爱党之心，坚定其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