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物：

邓魁英，女，1929年3月生。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邓魁英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为学界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者。邓魁英先生著有《杜甫》（1999）、《邓魁英自选集》（2007），校点《词系》（1996，合作），主编《古诗精华》（2000）、《诗仙词圣精品文库》（2000），与聂石樵先生合撰《杜甫选集》（1983）、《古代小说戏曲论丛》（1985）、《古代诗文论丛》（1993）、《古代文学论丛》（2000）、《杜甫诗选》（2005）等。

记者到邓魁英先生家采访

二〇一九年，是新中国的七十华诞，也是邓魁英先生大学入学七十周年。从一九五三年留校任教算起，邓魁英先生在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已经默默耕耘了六十六个春秋。作为桃李满园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邓魁英先生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和教育家的热情，勤勉治学，传道授业，笔耕不辍。七十年间，邓魁英先生甘于寂寞，谦虚低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着“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高度和价值。今年，邓魁英先生已经九十高龄，虽是耄耋之年，未曾改变的是治学和育人的初心。在这个绿影成茵、微风如丝的初夏，我们有幸走进邓魁英先生的书房，静静地听先生诉说往事，寻觅一份内心的宁静与清凉。

邓魁英先生

一生伴侣，从同学到同事

邓魁英先生和聂石樵先生是学术上的伙伴，生活中的伴侣。聂石樵先生和邓魁英先生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于一九四九年考入辅仁大学成为同学，一九五二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他们又一同留校，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此为毕生志业。在学术与人生之境，二老互襄并进、彼此扶助，熟悉二位先生的人，将他们亲切地称为“神仙伴侣”“学术夫妻”。

聂先生和邓先生在校读书时，启功先生是他们的老师；二位先生工作后，启先生是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事。启先生曾经说：“近代、现代夫妇真正合作的例子倒确实不少，但像聂、邓二位，求学时同班、同好，工作时同校、同系、同教研室，又同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相互砥砺、共同前进，这又岂是从前那些人所能企及的。”聂先生和邓先生合撰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丛》和《古代文学论丛》这三部论文集，是启先生这段话的最有力的的证明。

在评价聂先生的时候，邓先生说聂先生一辈子只干了三件事：念书，教书、写书。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邓先生一生向学的写照？二位先生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耦耕居”，他们的“耦而耕”也就是在学问、教育、立言三片土地上，以躬耕姿态辛勤半生，耕耘丰收。

走入邓先生家中，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高大的书柜，岁月将它们打磨得色泽深厚，细嗅可闻见久远的书卷气息。邓先生回忆，他们毕业以后，省吃俭用，除去必要的生活费用，剩下的工资和稿费都用来买书。邓先生还风趣地说道，聂先生的研究重点唐代以前，自己则侧重唐诗宋词戏曲小说的研究，两个人的研究和书籍正好都可以互补。二老的藏书，合拼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问大观。在砥砺奋进的岁月里，聂先生和邓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笔耕不辍，即使是在动乱的年代，也未曾停歇。

邓先生和聂先生合作选注的《杜甫选集》，注释严谨，评析到位，是获得较高评价的杜诗选本之一。在这部书的前言中，邓先生说：“我们的编选工作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由于教学工作比较多，只能在工作之余一首一首地进行注释，兴之所至，笔墨加工，没有一定的计划。十年浩劫中，深居简出，经常以读杜诗作为寄托，因此这项工作就进行地快了一些。一九七六年粉粹了‘四人帮’，我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们把旧稿子整理了一下，从中选录了三百余篇，成为目前这个样子。”在严酷的形势下，二位先生默默读书著学，在蛰伏中始终坚守着读书人本色，只等春雷号令，为学界奉献出甘美丰厚的果实。

作为同事，邓先生和聂先生都始终奋斗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第一线，教书育人，殷勤传学。邓先生说他与聂先生在生活中几乎没有矛盾，即使有也是在业务上，“他要教的课我要干涉，他要和我商量；我要教的课，有点犹豫，我也得和他商量。他说的意见不对我的口，我不接受，两个人就辩论；我给他提的意见他不听，两个人也要辩论”。也正是因为这份延伸到二人生活深层的严谨和求真，夫妻俩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界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使古典学术得以薪火相传。

两所大学，从学生到先生

邓魁英先生大学生活的前三年是在辅仁大学度过的，大学的最后一年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邓先生大学期间就读于中文系，毕业后的研究和教学方向是古典文学。其实，邓先生与古典文学的结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之前。邓先生幼年在东北长大，父亲把他的一个教私塾的远房哥哥——邓先生称其为“先生大大”——请到家中去教邓先生读书。当时正值伪满时期，先生大大在晚上为邓先生课外补课，教邓先生《古文观止》等古诗文内容。有了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和底子，邓先生在大学期间喜欢的就是古典文学，留校后也专研这个方向。这个选择牵引了邓先生的一生。

邓先生认为，当时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治学传统并不很相同。辅仁大学国学传统深厚，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北京师范大学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基地，有鲜明的革命传统。作为历史变革的亲历者，这两种传统无疑都对邓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上，邓先生说自己喜欢古典，但也不排斥现代的东西。在生活实践中，邓先生也有丰富的经验，她形容自己并不是光读书的“书呆子”，年轻时曾活跃在排球场上，也很擅长滑冰运动，这一段青春岁月也生龙活虎、飞扬生动。

校以师为名。当时的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名师如云，有沈兼士、萧璋、刘盼遂、王汝弼、李长之、钟敬文、黄药眠、启功、郭预衡等一批著名学者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学生时代的邓先生能够亲炙教泽，非常幸运。

当谈到自己的老师时，邓先生的言语之间充满了对师辈的笃敬。邓先生读大学时，启功先生是他们韵文选课程的教师，先生留校任教后和启先生长期共事，后来，邓先生又一直协助启先生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忆起启先生，邓先生谦虚地说：“作为启先生的学生，我没学到他的学问，他的书法我更差的远，但是启先生的幽默我学来了。”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采访中先生妙语连珠、思维跳脱，我们不时被逗笑，欢笑之余也深为先生的智性与幽默倾倒。语言文字学家萧璋先生也曾是邓先生的老师。萧先生在世时（萧先生于2001年去世）和邓先生家住对门，邓先生动情地说：“你们看对门的门上贴过好多福字，那是每年除夕我们两个人给老师贴上的，提醒老师过年。”回望先生对门黄铜色的屋门，褪色的、鲜亮的福字一张摞一张，笔划间都是敬爱。即便从师生成为同事，尊师的传统，也仍显现在这样的细节中。

无论是治学的理路还是为人的品格，刘盼遂先生对邓先生和聂先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聂先生和邓先生在合写过的《怀念刘盼遂先生》中说道“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是一致的，即朴朴实实，毫无虚假。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可以用一个‘朴’字来概括”。如今读来，这篇文章虽然是为怀念老师所写，但文如其人，这又何尝不是聂先生和邓先生精神与风骨的写照？

邓先生在北师大中文系（后改为文学院）工作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当邓先生谈到北师大，谈到北师大中文系，谈到自己的一生时，说的最多的就是“老老实实”和“认认真真”。当我们问起北师大的特点，邓先生用“有章有法，规规矩矩，要求进步，真心真干”来形容；谈到北师大中文系的传统，邓先生说“中文系的传统是守规矩、认认真真，教课也认真，工作也认真”；谈到先生自己，邓先生说“我凭良心干活，靠本领吃饭。教书，我凭我的良心，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学生的家长，对得起我的老师；我靠本领吃饭，让领导凭本领来评我的职称，安排我的工作”。踏实勤勉的邓先生在朴实低调的师大待了一辈子，就像先生自己所说，回望与师大的相守，“可以做到问心无愧，心里踏实”。

七十年的光阴，邓先生在北师大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学术硕果累累，育人桃李芬芳，先生的很多学生也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从学生到先生，既尊师又重教。很多学生都在文章中回忆承学于先生时的温馨情景，一如先生向我们回忆她的老师一样。人格与学术的理想，就这样通过教育而得以代代传承；而师大的气质、师大文学院的文脉，在这群人身上鲜明地体现着。

三句箴言，不变的是坚守

时代变迁，七十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在变化当中，总有坚守的人，总有值得我们坚守的东西。

邓先生说，她的老师刘盼遂先生告诉过他们三句话，这三句话被聂先生和邓先生奉为一生坚守的准则，甚至聂石樵先生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三句话。邓先生再次把这三句箴言对我们强调：

“第一个是坐得住。”

读书要静下心，要坐得住。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邓先生治学的境界。邓先生论著颇丰，但尤其侧重唐宋诗词研究。《邓魁英自选集》自序这样写道：“唐之前的诗文及明清的戏曲、小说都曾涉及，但由于自己一向对唐宋诗词特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写的就比较多些。”当我们翻开邓先生的这本论文集，观点的独到、分析的细密与考证的严谨，都在邓先生行文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坐不住”，这样的学问又从何而来呢？

“第二个是书多。”

邓先生与聂先生藏书颇丰，家里到处都是书。他们又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三通居”，就是取书房、客厅、餐厅通用之义。二位老先生不但爱书，而且敬书。邓先生教导我们，聂先生很反对在图书馆的书上写字和勾画，“这是不道德的，书是最受尊重的，你是知识分子，你应该尊重书”。邓先生强调，自己读自己的书，读的时候可以记录心得，读罢这本书就带上了自己的情感与印记，像一个老朋友。“刘先生给我们的书，很多就是刘先生蝇头小楷，墨笔批的——那是最珍贵的，记载他各个阶段读书的心得，他做学问的路子在那里都看得到。”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的严谨与规矩。

“最后一个是不当官。”

邓先生说，这句话在当下的理解就是不追逐名利，认真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你教给学生一杯水，你应该自己有一桶水”。坐得下，书也多，之后才能做学问；做学问，有收获，才能提高自己的的水平。仔细想来，邓先生说的这三句话正是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精神的生动诠释。邓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这是邓先生的坚守。

面对我们这些晚辈，邓先生充满了慈爱和宽容。先生勉励我们要珍惜当今优渥的条件，认真钻研自己喜欢的东西。邓先生说她说的这三句话现在不时髦了，现在的学生、年轻人受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做到——这也许是先生在为我们晚辈开脱吧。

“历尽人间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这是邓魁英先生和我们强调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先生始终坚守着念书、教书和写书这三件事，始终坚守着“坐得住”、“书要多”和“不当官”这三句箴言。也正是因为有邓先生这样的学者，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够不断延续，教育的光芒才会更加的闪耀。

时代需要这样的坚守。

邓魁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