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作为公管学人，理应结合自身所学所研，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展开深入思考。“全国样板党支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与教工第一党支部联合共建，开展了“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公共管理热点问答活动。现将问答实录整理为八个专题，涵盖疫情防控与互联网治理、疫情防控与危机管理、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疫情防控与国际关系、疫情防控与非营利组织管理、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与行政管理、疫情防控与干部管理等方面，分九期推送。

专题五：疫情防控与非营利组织管理

问题1：在疫情的不同阶段（疫情初期预警阶段、疫情爆发阶段和秩序恢复阶段等），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

果佳老师:非营利组织从诞生之初就有着补充政府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很多非营利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为拥有专业知识和更为灵活的组织机制，相较于政府具有一定优势，但是无法替代政府紧急救援的法定职责。同时，因为存在着“志愿失灵”的情况，非营利组织在灾害救助中也在短板，必须依靠政府有效救济。以本次疫情为案例，可以看到在疫情爆发前期，非营利组织的预警作用并不明显，据报道很多以灾害救助见长的非营利组织也没有对本次疫情爆发有所警惕。疫情爆发初期，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都不同程度陷入了一定的混乱和无序，这和新冠病毒自身的高传染性和致病机理相对复杂有关。在非营利组织恢复正常状态后，可以看到组织间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既有饱受诟病的湖北红会，也有表现亮眼的韩红基金会。

整体而言，在疫情爆发阶段，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的是筹款、捐物（防疫物资）、社区防疫和辅助（心理咨询、远程教育等），这一阶段非营利组织间呈现出了高效合作的特征，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则相对滞后，出现了筹款归集政策争议、志愿者滞留等问题。秩序恢复阶段，非营利组织也在积极参与指导复工复产工作，但是要特别关注的是很多非营利组织受疫情影响出现了资金和人员的短缺，亟待政府的救济。从长远看，政府需要重新梳理和非营利组织关系，把常态化的政府管制与合作机制推进到紧急状态。

问题2：武汉红十字会前期应对疫情不力可能由哪些原因导致？以其为代表的部分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非营利组织行动效率低下，而造成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应如何弥补？未来这些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方面？

刘志鹏老师：武汉红十字会在疫情初期的应对不力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的，既然是半官方非营利组织，它就兼有理性官僚制回应性不足的缺陷和非营利组织包括业余性在内的“志愿失灵”隐患。这些问题在常态社会下会被官僚程序掩盖，但当突发事件来临时，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物资调配工作，加之大众传媒的发展，其处置能力不足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就如同疫情初期武汉地区医疗资源被挤兑一般。

武汉红十字会诚然存在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就否认这类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更不能简单地将其民营化，推向市场。此外公众的知情权不能仅仅体现在危机时刻对真相的还原，更要在常态社会中予以保障。公信力的弥补一是要虚心学习，充分吸收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先进管理经验，开展业务和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让社会看到自身提高的强烈意愿。二是在疫情期间要多关心关怀医护人员和病患，经常性地开展慰问活动，主动倾听对接他们的需求。三是要开展常态化宣传和信息公开，向民众介绍红十字会的运作过程和日常工作，争取更多人的理解。

未来应对突发事件可以从以下几点完善：一是可以充分公开信息，在能力提升的基础上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展示物资调配的过程，邀请民众“云监工”，同时每日更新报告物资调配的结果，提升民众的直观感受。二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更多地吸收专业人士充实到一线工作之中，完善组织人才结构。三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组建专门的危机公关团队，统一出口，及时回应和反馈民众关切。、

刘丽莉老师：疫情发生后武汉红十字会掉入“塔西陀陷阱”，这也是我国红十字会机构继“郭美美”事件后再次陷入公众信任危机。疫情前期武汉红十字会应对不力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志愿机制失灵。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团体，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也是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机构。疫情发生后武汉红十字会种种行为引起公众不满。武汉红十字会表示，所有医疗物资，都必须在政府防控指挥部的调配下来进行分配。而武汉市政府规定只有特定的社会组织才能作为物资捐赠载体。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统一调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抗疫的社会志愿机制。与社会志愿机制的自主多元灵活特性不同，政府统筹调配具有强制性和统一性。也就是说，武汉红十字会并不能够主导社会物资的分配。当捐赠物资结构机构被限制，真正具备运作实力的机构无法进入，社会空间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优势消失。

二是机构能力不足。庞大的社会捐赠物资远远超过了武汉红十字会的运作能力。根据武汉红十字会官网信息，武汉红十字会既是社会团体，又是一级行政单位，仅有的12名员工中有11名为行政编制。由于红十字会带有行政化背景，身负重担的同时缺乏直接对接民间力量的整体调动能力。武汉疫情初期，防护物资急迫需求和大量社会捐赠之间的对接渠道并不畅通。武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从未处理过如此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专业能力有限，行动响应自是缓慢。

三是有效监督缺失。政府对红十字会组织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管，形成“外紧内松”的监督弊端。红十字会的捐赠多为集体捐赠的方式，以单位、学校、公司、社区为主，覆盖面较广。但是在已有捐赠的固定流向中，捐赠后的信息反馈和财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并不完善。在社会监督方面，公众缺乏监督机制和法律保障，舆论监督也难以覆盖到组织运作的方方面面。

红十字会与工会、妇联等机构一样为群团组织，属于非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纳入政府编制，由国家财政拨款，此类组织具有政府性。为此，为弥补下降的政府公信力，应理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开发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发挥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志愿机制，通过社会参与使每个人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性，社会服务实现过程成为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积累过程。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半官方非营利组织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管理和信息公开制度，维护社会公众知情权，在运作过程中以规范的方式将筹资进展、捐赠去处、财务报告等主要信息真实、完整、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

这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体现蓬勃的民间力量，这些力量为武汉初期的医疗物资供给和运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依法给民间力量更大的发展空间，加强协调和监管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并提升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专业化运作，实现公益行业的优胜劣汰。半官方的非营利组织应该在自身改革的同时，起到桥梁作用而不是变相监管作用，积极推动政府对公益慈善领域的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