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1926年3月12日—2025年2月6日），广东汕尾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事业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他隐姓埋名三十载，主持设计首代核潜艇，获共和国勋章等荣誉，为国防事业奉献毕生。

2月7日，黄旭华同志治丧工作委员会发布讣告：黄旭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

作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奠基人，黄旭华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一生。如果要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位老人，那便是“大国重器”。

2017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黄老先生搬座位的画面曾感动无数人。

2017年，93岁的黄旭华每天早上准点走进办公室。他教我们辨认办公室里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

“胖一些长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瘦一些短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都把核潜艇叫作‘三驾马车’——水下航海技术、水下机动核电技术、导弹装备，缺一不可。核就是‘三驾马车’之一。”

他口中的“我们”，是60多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从头到尾、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个。

“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

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的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一直没能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1988年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有了这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

“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的压力是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

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不到190米就沉掉了，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全找不到。而我们的核潜艇没一样东西进口，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是不是像美国的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有一天，艇上的艇长和政委找到黄旭华，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黄旭华第二天就带着几个技术骨干跟艇上的人座谈：“这样吧，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一句话点炸了整个会议室。“总师怎么能下去？”“您冒这个险没有意义！”“您都64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面对群情激动，黄旭华拿出了科技人员的范儿：“第一，我们这次去，不是去光荣的，是去把数据拿回来的。第二，所有的设计都留了足够的安全系数。第三，我们复查了3个月，很有信心。”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绷得紧。这样的生死选择，没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

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当然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

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

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了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

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您当时不怕死吗？”

“怎么不怕！我不是不贪生怕死，我也贪生怕死的，但当时只有这一个选择，顾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没哭吗？”

“没有，没哭，就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出事！眼睛里有点湿润。”

千里之外，终于等来人艇平安消息的妻子李世英，泪如雨下。

黄旭华院士与家人合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张朋 拍摄于2017年）。

对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

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

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

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

“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

恰好，有人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把玩具打开、拆解，发现玩具里排列着复杂的设备，和他们构思的图纸基本一样。

“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需要神话尖端技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才行。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

造船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沉、不能翻、开得动。核潜艇发射导弹，要从水下把导弹推出去，这一瞬间发射的动力、水的压力与浮力，都会挑战潜艇的稳定性，就需要船的重心准。

黄旭华便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个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准确。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

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结、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关键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好，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0多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