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儿童患者定点收治医院，1月19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患儿，至3月13日，11名患儿全部出院，上海市新冠肺炎确诊儿童本土病例清零。

“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作为传染科医护，遇到疫情就该当仁不让，不用多说什么，这是我们的职业所在。”疫情来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主任曾玫带领团队走上前线。

她是危机中的医者，也是团队的管理者，凭借多年经验未雨绸缪，亲自接诊第一例患儿以身示范，以专业规范诊疗，以关爱凝聚力量；

她是父母的女儿，也是患儿的“临时妈妈”，在父母家人的理解支持下，一头扎进病房，与团队医护一道，把爱带给患儿，把安心带给家长；

她是医者仁心的传承者，也是践行者，不仅对患儿充满仁爱，更怀着对家国的大爱，火线入党的她说：“要一如既往做一名踏踏实实、无私奉献的医务工作者。”

01危机中的医者：“尽最大努力减少疾病对孩子健康的伤害”

疫情初期，曾玫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开展了全面的准备工作。划分病房、加强防护、做好预案……作为传染科的主任，曾玫越发忙碌者。她亲自接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儿，为团队医护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在上海本土的儿童病例清零后，曾玫又带领团队投入到救治境外输入病例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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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儿科医院外景

Q：我们从已有报道中得知，1月上旬您已经预感到了此次疫情，医院也开展了多次演练等备战工作，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曾玫：医院每年都会做一些关于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演练，而且当时也正是流感的高峰期。

1月上旬，我们就知道武汉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肺炎，见于成人当中，但疫情不是很明朗。我们长期从事传染病工作，就知道这个病毒有可能进一步在人群当中发展，而当我们知道是冠状病毒以后，那就更要提高警惕了。一旦有病例在武汉以外的地方，比方在上海地区传播，那必然会出现儿童病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新发传染病不是一个人、一个科室能做的，需要调动全院的力量。在医院领导的指挥协调下，多部门进行演练，感染传染科、感控科、门急诊、发热门诊，还有医务部、信息网络管理中心、后勤保障部，都要做相应的准备。

就我们感染传染科而言，主要是做了四方面准备。一是防护要全面升级，每一名员工，包括我们病房的勤务工人，都要做好防护，培训必须要到位；二是要跟其他部门和科室保持协调，及时沟通；三是病房的空间要腾出来，划分好区域，布局要合理化；四是要制定预案，病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筛查、怎么分诊、怎么评估、怎么整治。即便是新发传染病，我们也不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面对，要知道这个病在武汉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治疗。

Q：作为第一批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救治新冠患儿的儿科医生，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收治的第一例患儿和开展救治的情况吗？

曾玫：1月19日晚上，我们收治了第一例患儿，这是个7岁的孩子。我们了解到孩子曾经和爸爸一起到过武汉，回到上海后爸爸就出现了症状，被确诊了，随后他也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患者。我接诊了这位小患者，按照医院此前已经做好的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预案，启动了所有重大新发传染病防护措施，孩子从专门的通道转入病房，妈妈也同时接受了防护培训，一起陪护孩子住进一间独立的隔离病房。初期我们还没有做出不允许家长陪护的决定，后来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疫情形势，考虑到陪护家属密切接触有被感染的风险，医院要求所有新冠患儿不陪护，由医护人员24小时陪护患儿。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也是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传染病隔离病房患儿没有家长陪护的情况。

这名患儿是轻症，有点发烧，我们就对症治疗，不给他用各种各样的药，也不给他打针。当时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来，孩子的病情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没必要打针；二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接触暴露，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事实证明，我们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后来我们就沿用并不断完善这个方案，都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例患儿的成功治疗与顺利恢复给了我们经验和信心。

Q：诊治新冠肺炎患儿期间，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曾玫：作为感染传染科主任和医院专家组成员，除了带领团队接诊患者，也要参与制定和修订新冠肺炎相关工作流程及临床方案。我更多的工作是专业决策、协调、监督落实、沟通、汇报。

每天进出病房的，是我们科室的主治医生和护士，他们每天查看病情、陪伴患儿，并和患儿家属保持沟通。当然，第一例患儿是我亲自接诊的，也是为了给大家示范，只要防护到位就没必要害怕。

那段时间确实是很忙的，我们每天都要七点钟以后才能结束。忙忙碌碌，感到很充实，又看到患儿经过我们的治疗一个个康复了、稳定了，就非常有成就感。

Q：上海市新冠肺炎确诊儿童本土病例清零时，您是什么感受？此后您的主要工作有哪些呢？

曾玫：当时清零了，我们是很激动的，说明我们的战“疫”工作取得了第一个阶段的胜利，为上海市的公共卫生安全尽了一份力量。但同时也有失落感，我们跟孩子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真的舍不得孩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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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医护人员悉心照顾的小患儿

本土病例清零以后，很快境外输入病例就来了，而且比当初的本土病例还要多。我们又进入了战时状态。这次我们更有信心，无所畏惧，相信我们肯定能赢，定能不负医院和孩子家长的重托。同时，我们也有更有经验以确保医护人员零感染。

此外，我们传染病团队已经开始做一些预防和治疗上的前瞻性研究，做好长远准备，尽最大努力减少疾病对孩子健康的伤害。

02团队的领导者：“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和坚强”

面对团队取得的好成绩，曾玫说，训练有素、规范实践以及全院的支持是成功的法宝。被称为感染传染科“定海神针”的她带领着团队，在疫情来时沉着应对，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继续探索。在她的领导与关爱下，年轻的医护们不辱使命。

Q：疫情期间，科室工作状态和氛围如何？

曾玫：我们科室的工作状态和氛围一直很好，平时大家都团结友爱、和谐融洽，而且配合协调。我们每年都要经历季节性的传染病爆发，一爆发就忙得不可开交。也许是忙习惯了，我们从来不怨，只要能够把病人看好，大家就不计较自己的付出，哪怕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工作。所以这次我们也很快进入战斗状态。

我跟团队说，不必过于害怕，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在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出我们的自信，发挥出我们的能力。既然发生了，就要面对现实，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和坚强。

Q：您所在的科室有很多年轻的医护人员，面对这些患儿，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防疫期间，您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特别的力量？

曾玫：在上海宣布启动一级响应之前，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就已经取消了休假，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尤其是年轻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潜能在这次疫情中完全表现出来。

困难肯定有的。我们年轻的医生护士没有经历过太多传染病的爆发事件，一开始确实有担心。大家都是有家人的，有的家里有年长的父母亲，有的孩子还很小，万一自己感染了，传给家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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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前“全副武装”

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怕，第一个新病人我先接诊。” 第一天让他们学习，先不直接接触病人。同时特别强调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夏爱梅护士长经验丰富，每天帮他们检查有没有穿好防护服。后来大家两两相互监督，看看有没有防护不到位的地方。经过一周的工作，我们很快适应了，两周以后，基本就克服了恐惧。病人一来，迅速进入状态。遇到采集呼吸道标本这项风险最高的工作，大家也都不会推脱或者畏畏缩缩的，而是主动去采，团结合作。

有四位年轻的医生，刚刚做爸爸妈妈，他们其实完全可以不在岗位的，但是他们说在这个时候不离开集体，不离开岗位，要跟大家在一起来面对这样一场考验。其实对我来讲，也很需要他们，因为我们是团队作战，我们是最默契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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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与小患儿

由于采取了儿童单独隔离的措施，所以照顾这些孩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们医护人员的身上。科里的年轻人每次进入病房，就要连续几个小时不吃不喝，给孩子做检查、擦洗身体、换纸尿裤、喂奶粉、哄睡觉……保育员的角色，对许多同事来说都是第一次，这次经历让他们一下子成熟了。别看他们年纪不大，但在对待这些小患儿的时候，都十分有耐心、有办法。在这样的时刻挺身而出，轮班负责患儿的陪护工作，这些无畏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经过这场战“疫”，我为年轻的同事们感动。

Q：经过近两个月的共同战“疫”，儿科医院收治的11名患儿无一发生病情恶化，治愈率100%。您认为是什么因素让团队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曾玫：训练有素、规范实践以及全院的支持是我们成功的法宝。

首先是我们的平台，感染传染科是儿科医院的传统优势学科，我们一直很注重临床实践的训练，在实践中掌握了传染性疾病的规律。第二，我们重学术，讲科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前沿相结合。那么第三，我们对传染病是身经百战，科室建立60多年，有积淀，有传承，有发扬。还有全院的支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有技术上的、精神上的。

面对确诊病例时的从容应对，来自医院跨前一步的准备。从1月16日起，医院就做好了详细的预案。在接诊首例患儿前，已演练了好几次门急诊预检分诊、如何详细筛查疑似患儿、询问流行病学史等。到真正应对的时候，防护品用得很快，特别是春节期间，物资采购很困难。但是在卫健委的支持下，医院迅速行动，我们在防护用品上的困难很快得到解决。

院内感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们医院感控科王传清主任所说的，“平战结合”是院内感染控制的常态。在抗击疫情的最初20多天里，医院针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治，陆续出台了10余个制度，涉及负压病房调整、防护用品穿脱流程等方方面面的细节。

Q：之前的报道中也提及团队为患儿定制治疗方案，并已发表了一些成果。现在是否又有一些新的进展？

曾玫：全新的病毒并不可怕，我们要善于找规律。从开始应对疫情以来，我们的团队就基于以往经验基础上做了大量充分评估和准备，形成了一些基本判断：首先，平时处理了这么多种感染呼吸道的病毒疾病，不管是哪种病毒引起的疾病，绝大多数儿童患者尤其是轻症患儿是可以自愈的；另外，目前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抗病毒药物，推荐试用的抗病毒药物临床效果并不明确，因此我们决定对于非重症的儿童患者，不用抗病毒药物，给与对症处理，并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干预；重症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疾病治疗总体原则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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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疫情防控国际交流，4月16日晚（北京时间），“沪鄂童心守护”平台联合复星基金会举办“首期儿科医生抗疫网络研讨会”，曾玫等儿科抗疫专家与波士顿儿童医院、葡萄牙光明医疗集团及非洲、印度等地的医院40余位专家连线，就大家关心的患儿救治、院内感染防控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

其实对于一些特定的方面，比方说抗病毒治疗，还有免疫调节器的使用、激素的使用，目前还达不成共识。另外我觉得不必强调我们跟人家不同。包括这种抗病毒方案，还有一些特殊方案，应用的时候要个体化，尤其是同一个方案在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据的情况下，不要乱用。所以现在我们就客观一点，务实一点，希望我们总结的经验能够跟国际上达成共识。

03患儿的“妈妈”：“让爱传递，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病房里，曾玫和同事们既是医护，又是“妈妈”，既心疼这些小患者，又舍不得他们离开。与7个月大的小优优分别时，曾玫忍不住亲吻的瞬间被捕捉下来，温暖了全城。回忆起来，她的语气中满溢着爱。从医二十多年，她深感耐心和温柔是女性医务工作者无可取代的力量。

Q：李强书记点赞了您和护士长抱着7个月大患儿出院的照片，大家也称是“温暖全城”的照片。您记得当时的情景和心情吗？最后两名患儿出院后，您和同事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曾玫：抱着小优优出院，我觉得好开心好激动，我们可宝贝她了！入院第一晚，小优优哭了，我们护士哄了她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就适应我们了，看到我们就知道笑。她经常是跟我们笑的，好懂事。

出院那天见到妈妈，小优优哭了。我说哎呀，在病房都不哭，怎么见到妈妈哭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想，可能7个月的小孩是懂的，看见妈妈就知道表达委屈了。

当时我心里有一阵小难过，眼眶有点湿，上前抱抱她。抱的时候，就忍不住亲了她，那一瞬间被捕捉下来。我们真的很爱小优优。

我们终于把这些孩子都健康地交给家长了。最后两个孩子在这里住了将近4周，他们的父母亲该是多么地想孩子，孩子又是多么地想父母，如今他们能够跟家人团圆，我们感到无比高兴。同时，我们也为胜利完成对本土病例的救治任务而感到自豪。团队成员在这两个月的工作当中凝结了更深厚的情谊，也更加默契了。

Q：在救治的时候，家长是不能陪在孩子身边的，肯定非常担忧，您是如何帮助他们缓解忧虑的？

曾玫：作为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要给予患者心理上的支持，帮助他们战胜恐惧。说实话，消除家长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并不容易。我们收治的都是小患者，家长不能陪伴孩子左右，担心孩子的病情，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这边电话搁下，那边电话又起，电话里的声音焦躁不安。我们也很理解他们的担忧，一遍遍地安慰、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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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站一番忙碌景象，电话不断

我们医生和护士都会跟家长保持沟通，尤其主治医生。做儿科医生这些年来，我也让自己不断换位思考，想家长之所想。要帮助家长焦虑，沟通技巧很重要。一方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家长，才能让他们产生更强的信任感，当他们情绪稳定一些以后，一定也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了家长的信任和理解，我们也能更好地进行治疗。另一方面，同样是家属谈话，先说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效果大不同。我一般不喜欢直接把“最坏的结果”告诉家长，而是会婉转告知；同时想办法先说好的一面，让家长看到希望。我们理解家长的心情，但理性对待，相信我们，才能一起打赢这场仗。

Q：孩子出院以后，他们的家长和你们还有联系吗？他们会给你们说一些什么？

曾玫：当然出院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表示感谢，甚至流眼泪了。出院以后大家就慢慢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就把感情留在心里，不是要一直表达出来。一个被感动的人，用这份感动去帮助另外的人，让爱传递，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Q：经过这次战“疫”，您是是否对女性医务工作者这一身份所具有的特殊力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曾玫：女性更加耐心、细心和温柔，女性儿科医务工作者更能够像妈妈一样给孩子呵护，我觉得这是女性做儿科的优势。有充足的耐心，才能跟孩子有效沟通；也不能粗心，稍有粗心就可能遗漏病情；当然，我们团队里的男同事也挺温柔的，但和女性的温柔不一样。

04医者仁心的践行者：“心里一定要装着病人，装满仁爱”

有理想、有爱心、讲科学、强本领，这既是曾玫对年轻医务工作者的期待，也是她自身的真实写照。二十多年的从医历程，培养起她对事业的热爱，也加深了她对国家的赤诚。作为一名在战“疫”中火线入党的战士，一名传承着复旦和上医精神的医者，她担起保护儿童健康、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医者仁心和丰富经验给了她战胜疫情的底气：“我们一定有办法，说困难大，那么办法更多！”

Q：您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感染传染科的儿科医生并坚持做好25年？

曾玫：1994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想法确实比较简单，分配什么就做什么。我的职业感情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慢慢培养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传染病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低潮到复燃，其间也有新发传染病。在应对这些传染病的锻炼过程当中，我才真正地爱上了我的专业：能助力解决传染病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预防接种疫苗的问题、抗生素的问题……我非常想帮助病人解决问题，这就要求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在求知和实践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自己这份职业的魅力——能为患者解除病痛，能给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带来帮助。

Q：您也承担着传染病学的教学工作，您是否也会把这次疫情期间的经历和经验加入授课内容？

曾玫：之后上课，我肯定会把实战经历和切身感受告诉学生，希望能够影响到他们，培育起更多对传染病专业的兴趣，让更多优秀青年加入传染病防治的队伍。

Q：您觉得作为感染传染科的儿科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您希望传递给年轻医护人员和医学生们怎样的理念？

曾玫：要有理想，有爱心，一心一意为病人，心里一定要装着病人，装满仁爱，在这样的动力下，讲科学、强本领，不断地更新知识，给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尤其是面对患儿，孩子是最娇嫩的，一定要做到正确诊断、规范治疗。

我们一直奉行以病人为中心的原则。所以作为传染病医生，遇到疫情自然是当仁不让，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不用多说什么，就上去好了。

Q：您在疫情期间 “火线入党”，请问是什么触动了您？

曾玫：“1994年7月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从事儿童传染感染病专业工作。25年的从医路程，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成长与国家、与中国共产党共命运，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在党的召唤和指引下，我树立了崇高的理想，立志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儿童健康的守护者。每每回想曾经度过的每一天，我心潮起伏，没有强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今天安定的局面、幸福的生活和走向世界的自豪感，就没有举国之力打赢这场战疫的可能性。”

这是我在入党申请书当中写的一段话。其实心中始终对党组织满怀崇敬，经过这次抗疫战斗，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比强大，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这更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

医院还成立了前线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我的师妹。年轻的医生护士和我的学生中也有好名党员，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先锋模范作用，也让我深受触动。

“火线入党”是一种自豪，更是一种要求。这是我人生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刻。在疫情防控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激励。我将永远记住这个神圣、不平凡的时刻，继续在疫情防控一线，积极工作，不畏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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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宣誓

Q：面对新形势，您对接下来工作有些什么样的思考？

曾玫：我想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做一名踏踏实实、无私奉献的医务工作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想，任何考验和挑战，都让我们更加勇敢和坚强，让我们更加无所畏惧地去征服。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儿童健康，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一定有办法，说困难大，那么办法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