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发展一度陷入瓶颈。1990年春夏之际，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社会学家费孝通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龙头，也是中华巨龙的龙头。这一设想后被中央采纳并列入正式文件，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今年是费孝通110周年诞辰。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史，尤其是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肩负的使命十分有帮助。

    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

    1982年1月，费孝通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走出江村，研究小城镇、大中城市，进而研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在观察和研究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时，他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事实，萌芽了区域经济的概念。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分析世界格局和中国优势时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那么，怎样振兴上海，怎样发挥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呢？费孝通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结合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发觉中国内地还缺少一个和香港相当水平的经济中心。以此为议题，他与钱伟长、高天等民盟中央领导进行了多次商讨，认为地处长三角的上海最有条件建成“大陆香港”。

    同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费孝通、钱伟长带着民盟中央的想法，多次与上海、江苏、浙江的领导和代表、委员一起商讨开发长三角的问题。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报送《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

    费孝通认为，长三角是我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枢纽地带。在这里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于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腾飞，从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这个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通过陇海铁路大动脉与西北原材料基地和三线所蕴藏的技术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应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恢复其在东亚应有的地位。这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建议。

    费孝通全面、系统、简明地概述了建立长三角经济开发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并着眼于中国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强调了上海的地位，与中共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决策甚为一致。

    中心城市不是主观决定的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的优势作用，有利于有效整合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是带动全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战略选择。

    但是，中心城市的选择既不是争来的，也不是主观任意决定的，而是自然的历史演进，有其客观条件和基础的。上海作为长三角发展的“龙头”，是具备基础的。

    上海与所在的长三角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费孝通参观宁波附近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后，获得证明：第一，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先民长期依托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流域繁衍生息；第二，长三角具有大致相仿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建筑业等；第三，长三角在春秋时期是吴越文化的所在地，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母体。

    上海有着优越的区位条件。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上海地处万里海疆的中点，又是亚洲最长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可谓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汇处。与之密切相连的是，上海拥有广袤的腹地。费孝通认为，东、中、西部等广大腹地与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配合起来，中国就可以壮大，发展成为一条巨龙。

    上海历史上是东亚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运输中心。近代以来，上海襟江带海的区位条件促使海运得到迅速发展，继而走上了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道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同志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有以其为核心的城镇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费孝通指出，上海周围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广大农村都不是被动等待开发的地域，而是蕴藏着巨大活力的源泉，有很强的实力。这种实力，包括资金、技术等，也包括人们的文化、习俗、组织、心理、热情、信心、信任等，它们本身就有推动上海向上提升的作用。上海应该积极主动地联合它们，让各种基层力量释放出来、联合起来，变成促进区域发展的持久动力。

    上海是中国新文化的重地。近代以来，上海是四方移民汇聚的城市，又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码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借鉴创新更是与日俱增。费孝通注意到，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不仅仅是有更多的洋楼，说更多的英语（洋泾浜），真正的特色是心理上和观念上的……上海实际上一直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又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因素最为重要。人才不仅指经济社会精英，还包括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广大劳动者。上海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现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发生于此。费孝通认为，由于长期处于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上海市民对差异的包容性、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面对机会的选择能力得到了加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个人自主性、独立性，对人际关系的合理性、选择性乃至实用性的要求都得到了强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有了更多的发挥机会。同时，又进一步吸引到更多的人才来到上海。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上海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上述几个方面，有的已有一些研究，但将其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却是费孝通的独特之处。基于上海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以及国家与全球发展态势，他洞察到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开发和中国快速发展中应起的龙头作用。这无疑是一种开创性的见解。

    发挥好“总调度室”功能

    上海的龙头地位这一命题，还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第一，上海发展的战略方向。

    上海提出开发浦东时，上海发展的战略方向怎样定位，学术界曾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深圳式”，即把上海建设成为“通向国际市场的一个窗口”、一个连接中外的枢纽；其二是“香港式”，即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贸易、金融的中心，主要目标不在于连接内外的“窗口”或“纽带”，而是具有中心作用的国际大都市。费孝通赞成第二种看法，强调上海更应当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要服务全国。

    第二，“大上海”的概念。

    费孝通认为，上海应当是一个洲际贸易、金融的中心，是一个繁荣的、以洲际交通为主的国际大都会。由此，就提出了一个超越行政区域的“大上海”概念。它是长三角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地域概念，是具有一定共同性的长三角经济圈或者说长三角城市群。它的理念、行动都要从“全国一盘棋”这个大局出发，不能为上海而上海。

    第三，心、口、腹地与脉络。

    费孝通以人体做比喻，认为区域经济的构成与发展要有一个“心”、一个“肚子”、一张“嘴”，还要有“脉络”等条件。“心”指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与中心城市相联系的众多农村、市镇及其田野、工矿企业；“嘴”就是港口和出口，即内外贸易的口岸；“脉络”就是便捷的交通（干线）、通信和通畅的流通网络。四者彼此依存，构成一个整体。

    费孝通希望上海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和中国经济的龙头，要处理好与腹地、兄弟港口的关系，发挥好国际人流、物流的“总调度室”功能，做好信息交流、金融流通的“总服务站”工作。

    第四，发展的动力。

    费孝通曾多次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是见物不见人，存在缺陷。为此，在探讨上海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时，他尤为关注人和人的愿望、心理与思想。

    费孝通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上海和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国际经济的刺激，但这不是力量的基础。“区域发展的真正持久的、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

    第五，“统分双层结构”。

    费孝通强调，长三角经济开发区内存在分与统的双层结构。

    其一，基层与上层的关系。基层是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独资、合资、合作等所有制，是多元化结构；上层可以是上海与苏、浙合作，并与国家配合形成高层次的贸易、金融、运输、科技服务中心体系。只有强化这个地方和国家的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全结构的统一协调。

    其二，对上海自身发展的取舍。费孝通认为，上海的发展有一个轻重问题，即对“重”的要下大力“抓上去”、对“轻”的要舍得“分出去”。

    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有理由相信，上海这个龙头将像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从“打长江牌”跃上“打中华牌”的阶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