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增长“奇迹”。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重要时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折，国内的经济结构问题不断累积和凸显，美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就是这种格局转变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也在调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已成为指引中国经济的新发展理念，而高质量发展则取代高速度增长而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阶段特征。

如何立足于变动的格局来实现更为高远和崭新的目标，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在回应这个主题的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被明确提出并放在重要位置。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强调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来实现中国经济的“稳中求进”。由此引申的问题是：在学理和实践层面，究竟应如何深刻认识和充分挖掘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内在稳定器”功能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生在实施改革开放且实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相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这一优势意味着中国具有稳固的“内在稳定器”和突出的风险化解能力。

从逻辑上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的界定，从空间上看它是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的产物，从时间上看它是中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后出现的概念，是指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在市场范围、产业类型、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基于这种界定，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不仅仅体现在单一方面，而是多种因素相互支撑、有机组合形成的“结构”概念。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首先表现为中国是人口和地理规模举世罕见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3.93亿，远超过欧元区（3.42亿）、美国（3.27亿）和日本（1.26亿）这三大经济体的人口之和，在所有国家中居于首位，占世界人口的18.34%。从国土面积来看，中国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地理大国。 中国的超大规模特征还表现为中国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大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2018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是9.50%，这远超过同期美国2.72%、日本2.12%、印度2.93%、巴西2.56%以及世界2.93%的水平。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1978-2018年中国GDP/美国GDP从6.36%攀高至66.24%，中国GDP/世界GDP则从1.74%增长至15.84%，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70.85美元，这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13个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62794.58美元）、日本（39289.96美元）和俄罗斯（11288.87美元）。庞大的人口总量、广袤的地理空间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结合，意味着中国国内市场具有规模不断扩展、层次趋于多元的基础条件。

除人口地理与快速增长因素之外，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表现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而稳步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政党-政府-市场三者关联的结构特征，基本经济制度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社会基础及宏观调控能力。上述经济社会制度使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是在没有发生严重“震荡”的情形下平稳推进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78-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2830，同期美国、日本、印度和世界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837、1.0893、0.4360和0.4187，这意味着制度安排和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在长时段内具有“超高速增长、低水平波动”的特征。 人口和地理规模庞大、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制度平稳三者同时具备，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进程中，中国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特征使中国区别于那些人口地理规模较小、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社会秩序剧烈震荡的国家，使中国在国内市场拓展以及国际经济影响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生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且实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相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这一优势意味着中国具有稳固的“内在稳定器”和突出的风险化解能力，意味着中国不仅是适应和参与全球经济，而且是影响和塑造全球经济，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理论应立足于自身的时空特征，关注且内生于这种超大规模的本土化特征。在改革开放推进到40多年的时刻，国内外格局的转变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压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却使中国经济极具韧性，其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逆转，依据短期增长波动而形成悲观预期，这忽略了中国经济的时空特征以及超大规模特征。从另一方面看，短期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六稳”，中长期内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程度。例如，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内在稳定器”功能，它的充分释放可以减轻甚或对冲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在“成长中”

中国具有突出的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不应因外部冲击而频繁地变动经济政策，不应因增速小幅波动而作出过度反应。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这根主线，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主轴的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

从实践层面看，现阶段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是“成长中”的优势，是受到制度因素影响而具有“弹性”的优势。它更多地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竞争优势”，是“潜在优势”而不是“显性优势”，是“静态优势”而不是“动态优势”。这在总量层面体现为：中国的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尚处在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需付出努力。就单个居民而言，因收入增长、发展预期以及供给因素的制约，其对市场产品、产业结构的扩展带动作用还有巨大提升空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处在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8.68%，这一水平远低于世界57.67%、美国68.14%、日本55.59%、欧元区54.30%、巴西64.33%、印度59.39%的水平。 高增长、低消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居民消费率偏低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的扩展遇到制约，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规模以及域外市场扩展，经济增长转化为城乡居民福祉提高的程度还不充分。

除总量因素之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彰显，还与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息息相关。在全球范围，中国是罕见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从乡村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的大国，多重转型相互叠加以及转型的渐进特征使中国经济既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也面临着诸多结构失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GDP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下降态势，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仍较为显著，持续收敛特性还不突出，这种分配格局对国内市场的扩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社会保障资源配置差距相互叠加，使占人口总数“半壁江山”的农村居民消费乏力。按照CEIC的数据，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37%，其中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30.95%和8.42%，而同期农村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比分别为40.42%和56.63%。农村人口庞大但消费能力偏低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并已成为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瓶颈因素。此外，我国现阶段仍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阶段，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及有效配置还面临着制度障碍。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等供给因素还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大城市房价攀升则使众多居民将当期和未来收入集中转为购房支出，加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其结果是中国国内的市场需求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竞争和创新优势。

新格局下，中国要在更苛刻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动能，保持经济相对平稳并着力回应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要立足本土特征来理解发展的趋势，即作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具有突出的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不应因外部冲击而频繁地变动经济政策，不应因增速小幅波动而作出过度反应。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这根主线，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主轴的连续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还应依靠完善经济制度、深化体制改革来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要加快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真正使市场在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要素在不同部门、领域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当前应加快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新路径，使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地的协同效应和扩散效应不断放大。加快城乡土地市场化改革，通过推进农村耕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以及城乡土地转换机制改革，来激发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有效率地组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产品配置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破解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达成新型城乡融合关系，将农村改革视为新时代我国整体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撬动杠杆，将激活农村市场作为我国扩展内部消费需求的主攻方向。 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通过土地、货币、财政、收入等政策的协同，针对不同城市实施差异化房地产调控政策，促使房地产真正回归满足居民居住需求这个基本功能。完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推动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开展技术、产品和组织创新，依靠供求两端发力来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和购买能力，促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转化为我国经济的竞争和创新优势。

除实践层面的努力之外，我国还要提炼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理论内涵。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且存在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在本土化实践的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素材。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