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制度创新内容。党对农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变革重组，在农村中建立了青年团、妇救会等各种具备现代政治意义和特征的群团组织来更新旧有的传统的宗族组织，通过不同策略的阶级斗争，遏制了宗族和地主乡绅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从而实现了更广义的政治平等。由于农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真正的优势。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我们党乡村治理的成效。

制度构建：确保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管理

延安时期通过制定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累积了党在制度性层面的“政治势能”，“政治势能”进一步促成了党在农村基层政权行动的生成，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管理，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完善了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相关制度，具体涉及党小组、支委构成、支分部、开会时间等内容。例如，三个党员以上的场所中可组织支部；自然村要设立分支部或小组；支部的领导，如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必须是政治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党员；支部委员会的多少，以党员多少和工作的范围与需要为依据；在陕甘宁边区下设各种工作委员会，如书记、组织、宣传、军事、工会、农会等；设立支部委员会的常委管理日常工作。乡村党支部的人员结构如下：支部委员应由七人或者九人组成，主要分工为书记、组织、宣传、乡长、连长、锄奸、工运、青运、妇运；支书脱离生产；三个小组以上的支部在行政村设立支分部，可以设有书记、军事干事、政府工作干事。乡村党组织七天或十天开会召集一次。

组织建设：农村党员“领头羊”的多面手作用

陕甘宁边区农村党组织领导和核心作用的彰显，依托于组织的不断建设。组织建设措施主要有：第一，支部自身建设层面，具体做法有改选支部干事、开支干会、党员教育等。一般情形是上级区委提出候选名单，然后经过党员表决，而改选党支部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农村党支部要按期召开小组会议和支干会，管理党员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农闲与农忙时间两不误，比如在农闲时，小组会重点聚焦党员的党性教育上，农忙时，结合乡村实际发展，以生产建设为主。第二，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工作。“政府的一切日常工作（计划、解决较大问题等），都拿到支干会上讨论”。第三，平台组织建设。群团组织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政权建设上，群团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群众性的政治组织主要包括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工会及农民会（村民大会的别称），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有互济会等，群众性的军事组织有自卫军。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群众性经济组织被广泛地建立起来，而这离不开党的力量与推动作用。这些平台组织在宣传党的宗旨、卫生教育、优待抗属、缴纳救国公粮、锄奸剿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在乡村的重要支柱。

与此同时，党员在边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党员积极地领导农民进行生产，组织变工队帮农民开垦荒地等。此外，党员还承担了党的政策宣讲员的工作职能，适时做党的“大喇叭”，在农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利用多种形式渗入平时的活动中，比如利用自卫军训练、群众集会、庙会等机会进行党的政策宣传。在具体宣传形式上也别出心裁，创新不断，有的通过黑板报、标语、宣传画；有的通过组织村民演戏、唱小调等灵活方式进行宣传。这些农村基层党支部组织建设促进了乡村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发展，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并深深扎根农村，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培训学习：提升乡村干部能力素质

广泛的培训学习是延安时期的公开秘密。为了保证乡村干部教育学习获得良好成效，陕甘宁边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多时段的学习制度，如学习日制度、学习小组制度、两小时学习制度，这些制度在乡村干部学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党员的学习教育内容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向，具体有教材辅导、案例事例、生产技能、沙龙讨论等等，以此提高农村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与无产阶级觉悟。在培训的组织保障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各乡镇成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等各种训练班，且不定时地抽调农村干部到分区党校和边区党校进行学习。

此外，边区还派工作组下乡对乡村干部进行面对面的帮助与指导，有文化的上级干部帮助文化水平低的乡村干部写报告、看文件以及正确运用政府政策，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升，素质明显改变，工作效率也有了极大提高。最典型的是吴堡县乡级干部的教育，主要是开办乡长训练班的形式，集中培训，共二十五天，未办前确定调查两个典型乡（好坏都选一个）作为教材，每天早上读报，研究时事，上午与下午讲课，晚上讨论。根据后来的总结可以看出其收获：首先在思想上有了初步转变；其次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如他们说“过去不注意学习，这次训练才知道只有学习才能进步”。

群众路线：解决农民利益诉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践行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党员干部不仅在理论上深刻认识了群众路线，而且把群众路线深深融入到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工作实践中。乡村党组织时时刻刻关心着乡村群众的生活疾苦，时时刻刻扎根在乡村群众生活之中，倾听着群众的多种心声。陕甘宁边区多方面的细致的实际工作的完成，都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如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选举投票、乡村自治、夫妻识字等等。

一些工作方法，由群众首创，在取得良好成效和经验积累后，经过集中研究，最后上升为相关政策，然后进行推广，并在实际中逐步完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三次选举中，所有符合选举条件的人基本上都参加了选举，包括老人和妇女。然而，由于许多人是不识字的农民，便创新采用“投豆法”“烧香燃洞法”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投票，可以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充分且真实的表达。

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动员手段，通过发挥群众主体性与积极性，依托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党的政策运行与落地，形成了一批具有延安时代特色烙印的群众工作方法和路线，谱写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党群关系的新篇章。

延安经验的推广

总的来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基层政权组织的重要性，并且依靠党的力量建设基层政权，构筑起基层新的权力格局与社会形态。在动员农民群众和开展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更广泛的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心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发展党员，建立起农村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助推土地改革工作，党在延安时期积累的农村治理经验逐渐散播全国。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党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建立了以党政合一、政社合一、三级核算为特点的全能型农村治理结构，这样一种全能型治理结构使党在农村社会中实现且集聚起了空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延安时期的乡村党组织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开阔的思路。在农村基层最主要的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只有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定厚实的组织基础。要让每一位农村党员成为“领头羊”，发挥多面手作用，使得每个农村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带领农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加强党与群众的信任度，构建和谐的乡村党群关系，既要动员群众参与党务，允许他们建言献策，又要增加乡村党组织在工作上的透明度，让群众对党有认同感，这样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乡村才可以真正振兴。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