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1年前，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引导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也把复旦大学和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00年来，一代又一代复旦人赓续红色基因、坚定信仰信念，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强化教育报国、创新强国担当，共同绘就了复旦大学的光荣底色。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复旦大学官方平台联合话匣子、看看新闻开设“红色基因，赓续百年”专栏，推出100集融媒体系列报道，以音频、视频和图文等形式，全方位、多媒体、立体讲述一代又一代复旦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故事。

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在新四军队伍中，不乏复旦上医人的身影。

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同生，曾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不仅在那段峥嵘岁月以铮铮铁骨担重任，在敌人的监狱和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也在解放后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带病辛勤工作，在复旦上医的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陈同生（1906-1968），四川营山人。1924年参加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股长、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今中国记协的前身）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6月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1963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1968年1月逝世。

走上革命道路

陈同生原名张翰君，190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陈同生刚满周岁，一家人从常德迁往四川省营山县。从12岁起，陈同生先后在营山县立高等学堂、县立中学读书。营山县立中学创办人和时任校长张澜，是辛亥革命时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在新式学堂的科学知识和进步人士的民主思想熏陶下，陈同生心中也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1924年，因参加反抗军阀暴政的“抗捐运动”，18岁的陈同生被川北军阀何光烈通缉，逃往成都避难，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早期领导人刘愿庵等，并经刘愿庵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秋，经组织安排，陈同生到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警卫团当指导员，参加了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巷战中负伤。次年5月，陈同生在部队反攻海丰城的战斗中再次负伤。根据组织安排，陈同生回到四川成都疗养身体。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日邮新闻》《成都快报》《新蜀报》的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10月，因叛徒出卖，陈同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

帮助新四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35年9月，陈同生被转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1937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中央军人监狱附近，陈同生等狱中进步人士借此机会要求出狱抗日，并开展绝食斗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国民党当局才无条件释放了陈同生等人。

出狱后，陈同生受命担任《金陵日报》代理社长、总编辑，他通过《金陵日报》积极宣传抗日，直到南京沦陷后停刊。

1939年9月，组织安排陈同生到江南抗日游击区苏州、太湖一带参加武装斗争，后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6月，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副司令员叶飞刚率部挫败日伪军“扫荡”撤至郭村休整，遭到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围攻。陈同生与周山根据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示，前往泰州与地方军阀谈判。到泰州的第四天，两人遭软禁。陈同生沉着冷静，面对威逼利诱毫不动摇，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帮助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致力于解放区建设

1944年冬，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为了解决解放区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匮乏，中共华东局决定成立一个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学。1945年春，华中建设大学在江苏盱眙县应运而生。彭康任校长，张劲夫任副校长，陈同生任文教系系主任。虽然华中建大只存在两年多时间，而且战争年代教学条件很差，但那里却有不少知名教授和学者，培养输送干部4000多人。

有学生回忆，陈同生授课精彩，作报告时谈笑风生、旁征博引，从不照稿子念。因为此前从事地下工作曾长期以记者职业掩护身份，又主持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工作，因此讲起新闻课来驾轻就熟。

1949年，陈同生调第二野战军，参加渡江作战以后接收南京的筹备工作。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司令员兼任书记、市长，陈同生任市政府秘书长。由于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当时更紧迫的任务是准备进军西南，因而军管会和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大多由秘书长处理。连刘伯承的大印也放在陈同生的办公室里。

南京市军管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人员往往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到一年时间，接管工作就基本完成。但陈同生也累得吐了血，刘伯承在进军西南之前还特意到医院探望他。

发展上医，建设重医

新中国成立后，陈同生主动要求到高校任职。1955年6月，中央决定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上医当时面临整体迁往重庆的重大任务。

陈同生在了解了上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以后，怀着对事业的高度负责，本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决定赶往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领导直陈己见，阐明上医留在上海对国家建设的好处，并提出改搬迁为援建的方案。这样不仅上医可以继续发展，还可以使重庆多一所高水平医学院。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陈同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调出上医的部分教学、医疗、科研力量，到重庆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同时，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作为重医的坚强后盾。作为上医的院长和党委书记，陈同生通过党团组织号召、鼓励年轻教师和行政人员到艰苦的地方开创新的事业。1956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开学，招生434人，附属医院开出150张病床。

“上医是一所中国人顶着压力和贫困，自主办起来的医学院，有着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要尽力把上医办成一流的医学院校，享誉世界，要使上医培养的学生成为一流的栋梁人才，超过历史和世界上同类学校的毕业生。”陈同生这样说，也这样做。

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老干部对上医的贡献，2005年，上医人将校园内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同生路。2007年，上医创建80周年，陈同生的铜像屹立在图书馆前。如今的同生路上，春花秋菊，绿荫扶疏。路常青，陈同生常在上医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