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学期我们就要合署办公了。”电话里，防灾科技学院应急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月巧的语气很肯定。

杨月巧口中的“这件事”，指的是已筹划多时的防灾科技学院与华北科技学院合并筹建应急管理大学的事情。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技学院副校长刘春平建议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应急科技大学。此事在当时便引发热议。如今，校址仅一墙之隔的防灾科技学院与华北科技学院合并建校几成定局，杨月巧也开始憧憬自己学校的未来。

实际上，应急管理大学的成立只是近年来暗流涌动的新行业大学发展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自2018年以来，国内多个地方就开始频繁发出要成立新大学的声音，而其中大部分新办大学又都属于如应急管理大学这样的行业类大学。

换句话说，在一些传统行业类大学纷纷谋求多学科、综合化发展的当下，有一批新行业大学正在萌芽。而这种现象是对此前过度综合化并导致“千校一面”的 “拨乱反正”，还是不合时宜的“逆流而上”？

有意的布局

如果为近年来新行业大学出现的风潮找一个“原点”的话，应该是2018年初。在当年1月召开的山东省两会上，该省省长龚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中国能源大学正在谋划筹建。”一个月后，山东省印发《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提出争取国家支持建设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

此后的几年间，各种不同的新行业大学名称便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2018年6月，天津市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协议，中国核工业大学花落天津。

2019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复筹建康复大学。

2020年7月，济南市政府宣布将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合作共建中国空天信息工程大学。

2020年11月，河南省教育厅在回复网友留言时，称将考虑筹建中原航空航天大学；同月，教育部称将在研究制定“十四五”高校设置规划时，充分吸收关于设立公共卫生大学或学院的建议。

2021年3月，山东省临沂市印发通知，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争取在市主城区设立临沂医科大学。

……

《中国科学报》记者粗略统计了2018年1月至今，媒体公布的正在筹建或有意筹建的大学（不包括升格、更名、转设等情况）数量，在收集到的总共17所相关大学中，有13所为行业类大学，涉及能源、康复、应急管理、信息技术、医学、集成电路等众多学科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行业中，除个别属于民生行业（如康复、应急管理）外，其余几乎全部与目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难题有关。

“这并不意外，而且据我所知，教育主管部门在这方面是有布局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教育部一直在通过专业调整、升格高校、在原有高校成立新学院等方式，在“卡脖子”领域和民生领域进行双向的高等教育布局，新设立行业类大学也是其中的一种途径。

受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向记者表示，该现象反映了目前社会对于兴办高校的兴趣正在提升。“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希望通过创办高校来解决。换言之，高校成为了解决产业和社会问题的一种途径，这也说明了大学地位的提高。”

然而，问题仅这么简单吗？

又一次“冲动”？

如果将新行业大学的成立放之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整体进程中观察，会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高校布局的基本格局，产生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时，大量行业类院校纷纷成立，这也契合了当时我国追求快速工业化的国情。“文革”结束后，包括汕头大学、宁波大学等在内的一批地方高校成立，而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便很少再有新高校出现。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国家对于高教规模的扩张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受访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回忆说，尤其是伴随着世纪之交的政府机构改革和院校合并，高等院校在数量上甚至有过收缩。然而，随着上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各地方为了匹配急速扩大的招生规模，开始快速扩充高教规模，高等学校数量很快又进入了增长轨道。

最初，各地方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有资料显示，2001年全国独立学院还仅有个位数，但至2006年，独立学院数量已经超过300家。从1998年到2005年，国内民办高校数量也从25所增加到252所。

这两股风潮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缓缓落下帷幕，而地方政府谋求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第二个十年，各地纷纷吸引高水平大学兴建新校区，其中尤以深圳为典型，在巨额的资金支持下，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学校纷纷被吸引而来。但随着近年来教育部着手规范高校异地办学，这条道路已经不太好走。于是，新建大学开始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又一个选择。

“事实上，目前成立或准备成立的这些新大学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冲动的影子。”马陆亭直言，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这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兴办新大学的直接动力。

至于为何行业类大学会占据新设大学的“半壁江山”，除了此类大学可以快速对接相关产业，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更直接地拉动当地经济之外，国家对于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变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高树仁告诉《中国科学报》，较之此前对于学校整体实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对于高校特色专业的建设。这方面一个典型的实例，便是将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评选中相对统一化的评价模式，替换为目前“双一流”建设中更强调特色学科建设的评价模式。

“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为例，作为典型的行业类高校，该校的气象学科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但在传统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小而精的专业性学院并不占优势，而在‘双一流’体系下，其学科效应便可以得到体现。”高树仁说，摈弃“大而全”的评价体系为行业大学的重新出现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截然相反的声音

之所以说新行业大学是“重新出现”，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发展的大方向是多学科和综合化，且这种趋势已持续多年。此时兴办行业类大学，多少有些“逆流而上”的意味。

对此，别敦荣便直言，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单纯兴建只针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专业化大学已不合时宜。“尽管在高等教育领域有这方面的需求，但鉴于在此前的高教体制改革中，原有的行业大学几乎都曾进行过调整，很多大学甚至被直接并入综合性大学，新兴的行业大学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办出水平，甚至具备与实力强劲的综合性大学相媲美的能力，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几乎相反的意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便表示，新行业大学的出现恰恰是对我国高校此前过度综合化并导致“千校一面”的一种“拨乱反正”，也预示了行业大学在未来的某种“复兴”之势。

在周光礼看来，我国高校的综合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但中美两国的管理体系不尽相同。在我国，中央部委以及各行业部委拥有丰富的办学资源，为行业办学提供了政策环境和土壤。

“简单地说，在与我国体制机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原本就应该有一批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作为各行业的旗舰大学，直接为相关行业的国家战略提供公共产品和智力支撑。”周光礼说。

在谈及对未来应急管理大学的希望时，作为教师的杨月巧也表达了和周光礼类似的观点。

“我觉得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的高校，将来学校是不是可以将自身的各学科与应急管理部下设的各司局作一个对应。”杨月巧说，比如针对安全生产司设置安全生产学院，专门研究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课题；针对政策法规司设立政策法规学院，专门研究应急方面的一些法律规范……

尽管对于新行业大学的未来发展持不同意见，但在一个问题上，受访专家的意见却十分一致——对于设置什么样的新行业大学，相关部门一定要特别谨慎。如别敦荣所言，鉴于目前行业类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是需要好好研究的。“怎样把单一的行业或领域的教育需求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相结合，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光礼的观点则更加直白：“如果某个行业的所谓‘行业特色大学’完全可以通过在综合类院校中设置学院的方式替代，在现阶段就没有必要着急设立行业大学。新行业大学的设立，首先应该针对综合性大学不能完全覆盖的行业领域，比如核能。从这个角度说，设立中国核工业大学是有必要的，但康复大学的设立则有可商榷之处。”

钱的问题

影响新行业大学发展的，除了其本身的行业属性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钱的问题。

马陆亭告诉记者，此前我国高校的发展往往遵循一个“升格”的逻辑，即专科办得好便升本科，在本科阶段也是逐级“上升”，最终成为高水平大学，但近期筹建的这些行业大学，似乎从一开始就直接定位在了“顶尖大学”上。这一点从目前各校的办学目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比如，由苏州市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建设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将其办学目标定义为“中医药特色鲜明、全国一流、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中国核工业大学则计划在未来成为“国家级产学研创新示范基地”。

马陆亭表示，目前高校的这种办学思路是有“榜样”在前的——短时间成为国际一流的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刚刚宣布力争在五年内建成“双一流”大学的南方科技大学。然而，无论是香港科大还是南科大，其快速发展的背后都少不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及大量资本的注入。

多年前，在去南科大参加会议的时候，高树仁就曾听说，深圳市“按需拨款”支持南科大自主发展，这让高树仁印象深刻。“即使是现在，有几个学校敢说自己已经达到‘按需拨款’的程度？这足以说明当地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

除了资金注入外，当地对于高等教育整体的规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段时间，马陆亭正在带队为深圳市做一个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规划。经过考察，马陆亭将深圳市的高等教育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深圳市发展的前20年依赖的是国家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政策红利，与高等教育没什么关系。第二个20年是从2000年开始，该市通过引进国内外高质量教育资源，使得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形成良性互动。如今，该市即将进入第三个阶段的20年。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要能够在深圳建立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发挥支撑作用。”马陆亭说，对此，当地政府是有明确认识的，同时也在按照这样的规划布局自身的高等教育。

一方面需要巨额资本的注入，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明晰的规划，目前在国内能够满足这两大要求的地区并不多。

纵观目前筹建或计划筹建的行业类大学的地区分布，山东省由于其巨大人口基数的现实需要，成为了此类高校分布最多的省份；其余高校中，除个别高校分布在河北、河南等省份外，几乎全部位于江浙以及广东地区。

“在我国，小规模的行业院校是很难活下去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办学经费难以保障，除非其有特别的资源支持。”别敦荣说，目前发展比较好的小规模院校，如西湖大学或南科大，当地政府的投入都是以百亿元计。在这方面，单靠政府的生均拨款是不现实的。

这一限制也就决定了现阶段新行业大学的出现只能是“小规模事件”。如马陆亭所说，“对于这种新型大学，目前国内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还只是‘有限的那么几个’”。

避不开的综合化？

尽管对新行业大学的未来发展规模并不看好，但马陆亭依然认为，这会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不太宽的“出路”。在这条路上，一定会有学校成功，但也一定会有学校中途掉队。

那么，未来行走在这条路上的高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在高树仁看来，在当前讲究创新的年代，传统的行业大学也在谋求新的发展思路，“最典型的便是对于‘四新’的探索”。在这方面，新兴的行业大学更要讲究创新。“只有创新出自己的新东西，才不用一味追随其他行业大学的脚步，并最终拥有赶超的机会。”

然而，无论怎样创新，行业大学自身的固有学科劣势是不容回避的。作为典型行业类大学的教师，杨月巧对此感受颇深。

“防灾科技学院隶属于中国地震局，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我们的毕业生离开了地震便什么都不会了，这就导致虽然目前社会上的需求很多，但与我们似乎总是处于‘你融不进我，我融不进你’的状态，这也就产生了很大的供求矛盾。”她说。

因此，在杨月巧看来，新行业大学最终还是要往综合化方向发展。

“如果只禁锢于本行业的话，当这个行业无法容纳更多就业者的时候，学校的人才培养就会出现剩余。”她表示，如果能够向综合性发展的话，高校便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也更有利于人才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相较于杨月巧的“放眼未来”，别敦荣则更倾向于在学校成立的方式上做一些调整。他对记者表示，新行业大学如果能够与现有的高校谋求某种形式的联合的话，可能更有利于其未来成长。

“如果一所行业类大学只是想着‘白手起家’，就会遇到上述提到的各种问题。与其如此，不如退而求其次，采取‘借壳上市’的方式。”别敦荣说，具体而言，便是借助于已有一定基础和学科结构的高校，重点加强某方面或某类型学科专业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一步到位地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又能够满足特定行业或者部门、领域对于高等教育的需要。“现阶段，这种方式或许更适合于某些行业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他说。

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6/458858.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