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燕，安徽省潜山人，现为贸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获民商法博士学位；2018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获国际税法博士学位（SJD）。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基本原理、物权法、担保法、国际税法等。徐老师曾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进行访问研究；并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讲授全英文课程“中国民法”。徐老师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和《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等中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余篇，出版了《英美代理法》和《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等多部专著。

1、结缘贸法 民商法系

徐海燕来到贸大法学院（下称“贸法”）任教已20年，并自2019年起担任民商系主任。

20年来，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贸法因其国际化特色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肩负起了涉外法学研究和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历史重任。贸法有很多特色。与其他兄弟法学院系相比，从老师到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较高，同等重视外语技能和法学功底的培养。很多老师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向国外充分展示中国法律改革进展，并将国外先进制度引入中国，发挥了促进中外法律交流和传播的桥梁作用。期间的重要项目和学术活动不胜枚举。2003年，贸法承担了培训欧盟律师的项目，面向欧盟律师讲授中国法，受到广泛好评。2007年，院领导组织老师们编写了一套介绍美国法律制度的丛书，包括美国的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财产法等。徐老师承担了《美国担保法》的编写任务。2010年，贸大法学院开始培养外国硕士和博士留学生，贸大也是最早招收外国法学留学生的中国大学。

提起身在其中的贸法民商法系的发展历程，徐老师更是感慨颇深：“我刚来时，民商法系只有三四位老师，很多课程开不起来。但现在民商法系的学术力量越来越强大，专职在编教师已增加到十七八位，全都拥有博士学位且毕业于名校，年龄结构主要以富于创造力的中青年教师为主。民商法教师同时面向本院和全校学生开课。民法课程的具体科目设置坚持了学生友好型的理念，因此非常细致多元，尽量让学生们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民商法学老师们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也硕果累累，包括在国家重量级刊物上发文。老师们广泛参与了中国《民法典》的起草、研究、教学和立法工作。比如梅夏英老师就是《民法典》起草的重要参与人。”徐老师也在本世纪初参与过《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这些年，她从研究代理制度起步，随后侧重于物权法和担保法领域。2014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系统攻读了国际税法学位以后，更拓宽了研究领域。

2、教育之家 耳濡目染

从徐老师的气质可以明显感受到典型的学者风范。确实，她热爱阅读，热爱静谧的午后，阳光散落在书页上的美好。她生长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文革中，因历史原因去了安徽某县城中学教书。她的母亲是老三届学生。她回忆：“母亲是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人。她自强不息，心地善良。她长期在学校教书，后来进入妇联系统担任领导。母亲勤奋读书，善良为人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影响非常大。”

由于父母常年耕耘于校园，徐老师的童年也多半在学校中度过。她记忆中的校园氛围让她喜爱和向往，这或许就为她后来选择教书育人行业埋下了种子。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毕业后，她怀着传承自己所思所学的执著信念，而毅然决然投身于教育行业。她这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情怀，支持着她深耕教育行业，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她对教师职业的热爱，随着从业时间而日益增强。每天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她因此也保持着年轻而快乐的心态，就像守望麦田的农夫看到麦穗累累的金色田野。

3、既探其花 更固其根

2014年，徐老师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国际税法博士学位。她坦言，国外的学习压力很大，老师上课时默认和推定学生们已经充分熟悉课本，所以更加侧重于鼓励学生们的自主讨论、而非单向知识灌输，这就要求学生提前认真做好预习功课。当时每门课每天至少看三四十页的材料。另外，国外考试制度也让她非常紧张。考前无预设的复习范围，一场考试五六个小时，须马不停蹄飞速完成。不过，严苛的考核制度促使学生平时练好内功，这也给了她回国后如何创新教育方式、使学生更好成长以很大启发。她觉得本科生就应该多阅读，研究生博士生除了大量阅读之外，还要多思考、多讨论。要创新考核机制，督促同学们更加全心全意、心无旁骛地学习。国外求学经历带给她的一个重要启发是，积极倡导在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引入专题研讨会（workshop）的教研方法。她主张让学生分组讨论研究，定期汇报研究心得，全面培养每位同学独立思考、自主创新、深度学习并破解复杂法律问题的科研能力。

徐老师在美国留学时的博士生导师Reuven Avi-Yonah教授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不仅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勤奋。在徐老师顺利写完博士论文两章以后，这位导师主动邀请她合作撰写并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在写作过程当中，Avi-Yonah教授经常是凌晨四五点钟发资料给她。这说明他此时已经起床开始写作了。而他早已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国际税法学者，其论文引用量在美国法学院当中也排名前十。尽管在常人眼里，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继续拼命用功，但他依然这么勤奋努力，一年四季，马不停蹄。这对徐老师震撼很大，真正感受到了勤奋无止境的榜样力量。在徐老师的学术生涯中，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两位中国的博士生导师——王家福先生和梁慧星先生。他们二人都曾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民事立法，也就是1986年《民法通则》的起草工作。他们不仅学术功底深厚，而且一直保持着脚踏实地、不浮躁、不急功近利的严谨治学态度。徐老师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低调谦虚、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学者风范。这种治学态度和做人风范让徐老师受益终身。

徐老师这样评价自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趣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平时喜欢看些推理小说、去颐和园快走锻炼。除此之外更多时间就是在学习和工作”。她出门，一般都要背个双肩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这样我可以随时随地，特别是长途旅行时学习、写文章”。她的先生刘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同为民商法领域的学者，他们经常切磋观点，并善于倾听和尊重对方的不同学术观点。她希望自己的学生之间也能经常进行这样坦诚而深刻的思维碰撞。只有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在众说纷纭的时代，尤其要坚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坚守为人为学的基本底线，坚守自己的良知，敢于为正义呐喊，为弱者代言。千万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克服虚荣心、保持定力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她有时也难以做到。她督促自己的方法是给自己设置目标，用适当的压力保证持续的定力。

“要做学问先学做人”，这是她时常对学生说的话。她在上课时特别强调正直为人、勤恳治学的重要性。她说中国是个大市场，发展前景无可限量。在走入社会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诚信的态度、达观的性格、担当的勇气。

在学生眼中，徐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要求严格，认真负责，而且很有学术前瞻眼光和包容胸怀的老师。她的博士生袁泉回忆：“2015年，我在深圳参加学术会议时接触到外国学者谈及当时国内很少涉及的科技法和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对我冲击力比较大。会后我与正在美国读书的徐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流。徐老师在电话里热情鼓励袁泉研究这个方向，并将国外最前沿的文献发给我作参考。徐老师研究的领域更多的聚焦于物权法和国际税法，但她得知我的博士论文想选大数据方向时，热情鼓励我探索这个新方向，并觉得这个方向在未来非常有研究价值和潜力。在我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也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也正因为这个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的确定，让我在后面的求职就业方面非常受益。”

徐老师的治学和为人风范也给她的学生树立了榜样。袁泉回忆：“徐老师热爱教学工作，我记得她刚从美国回来那段时间新开了一门面向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的双语课——国际税法。学生们非常喜欢这门课，互动热烈。下课后，我跟徐老师饭后散步时她总会抑制不住讲授这门新课的兴奋。其实开新课对老师们是很有挑战性的，但徐老师非常乐意把自己在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的教学方法带回到贸大课堂当中。这种发自内心的从教的乐趣，让我受到了深深的感染。徐老师非常温和，从来没架子，只要有时间，下课后会跟我一块儿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聊学术，聊职业发展方向，聊论文写作和科研中遇到的难题……徐老师会从‘过来人’的角度让我有一种面对知心姐姐或者妈妈的感觉。当我博士毕业后顺利进入北京高校就职后，徐老师又从女性教授的角度在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上给予我指导建议。她鼓励我要积极发表论文，大力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并提醒我，如果在工作的前几年慢慢回归了家庭，论文写的越来越少，今后科研道路就不会走得很顺畅……现在我也成为一名青年教，徐老师的为师、为学、为人，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浸润着、激励着我。”

外溢的谦逊与温婉，更衬托了徐老师内敛的坚守与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