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带撩行》

这首气吞山河、感人肺腑的诗篇，是刘伯坚被捕后戴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在狱中写下的，诠释了他“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此诗共分三个层次，层层递进。每一节的第一句都以“带镣长街行”为起句，后一句则分别从形、声、神三个角度对自己当时的情状做了描写。先是“蹒跚复蹒跚”，使我们仿佛看到饱受反动派酷刑摧残的作者，正迈着蹒跚的步履一步一步向我们眼前走来；紧接着一句“镣声何铿锵”又使我们耳中仿佛传来了作者脚上的长镣随着他每一步艰难的行进，拖在地上发出的声音，这声音鼓荡着我们的耳膜，震颤了我们的心灵，激起我们心中强烈的悲愤之情；而后面一句“志气愈轩昂”又让我们从心底升起一股敬意，长镣虽然锁住了他的双脚，使他的脚步蹒跚，但并没有锁住他高贵的灵魂，他的眼中依旧充满着自信和骄傲。

在诗中作者对围观“市人”的神态和自我内心情感的描绘也有三个层次。作者将周围“市人”的神态和自己内心的活动进行对比，远处是“市人争瞩目”，但“我心无愧怍”，“我”的泰然与市人的争相瞩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处是“市人皆惊讶”，但“我心自安详”，我的“安详”与市人惊讶于一个囚徒带镣而行竟然毫无愧怍形成鲜明对比；在前面诗句的层层铺垫下，作者最后写出了“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慷慨之语，使全诗的情感抒发达到了高潮。

刘伯坚的无愧和安详都是源于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革命者为大义而赴危难自然无所可惧，心中无私自然无愧！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平昌县，192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4年，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因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将其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先后失守。1935年初，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领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突围时负伤被俘。

由于国民党早已悬赏5万银元通缉刘伯坚，并将他的照片发到了各“围剿”部队，很快他就被指认了出来。此时，敌人的团长劝降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敌人还许诺刘伯坚，只要他暂时办理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但刘伯坚却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见多次诱降无效后，敌人便用十余斤重的铁镣押着受伤的刘伯坚游大街，妄图从精神上瓦解他的斗志。然而，刘伯坚用自己的行动让敌人的诡计破产。他昂首挺胸，向两边围观的群众点头致意，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回到狱中后，他写下了《带镣行》。

刘伯坚的一些亲属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营救，刘伯坚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却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谆谆嘱告亲人要继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在致诸兄嫂的信中，刘伯坚写道：“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