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校长题写的复旦校训

李登辉先生像

李登辉先生1906年初正式到校任职，初为英文部主任，后一直就任教务长，成为复旦公学事实上的主持人，举凡延聘教师、规划课程，均由李登辉一人主持。他还承担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每星期授课时间几近30 小时。李登辉每天往返于上海和吴凇之间，生活十分紧张。他既当教师，又作学生。一面教授英文，一面自学高小国文。初到复旦，李满口英语。为学习国语，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往来车上，他随身带着国语教科书自学。在与学生一起进餐时，他就向学生学国语。

李登辉先生在读书

李登辉课授生徒甚严，早期复旦学子英语多得力于李。这些人中包括长期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的钱智修、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资深编辑周越然等。李登辉精通英语、不谙中文，讲课悉用英文，采用双语教学，课本用英文原著，一如英美大学做法。这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英文程度。

1917年，李登辉决定设立应用性的商科（学院），与原有文科、理科鼎足而三。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之后，复旦公学改称复旦大学。李登辉延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权时前来主持商科教学。商科不久即发展为全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陆续设立了银行学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国际贸易系等系科。商业和贸易在当时是—门全新的学科，哈佛大学也是在1908 年才建立商学院，而在欧洲商科几乎还无人知晓。设立商科，标志着复旦的办

学方向发生转折，应用性学科开始占主导地位。

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复旦后，复旦全体学生当即召开大会，听取邵力子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报告。会后，复旦70 余名同学分头向上海各中等以上学校联络。下午，复旦、圣约翰等33 所学校代表在复旦第四教室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并联名电报北京政府以示抗议。

李登辉深知青年大学生是国之栋梁。所以他对学生的行动十分同情和支持，指示他们从长计议，联合上海各大中学校，设立一个比较永久的组织，作为领导机构，方足以应付未来。11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学生联合会遇到重要决策，常向李登辉请教，李登辉也乐于指导。师生相为表里，对上海学生运动所生影响巨大。

复旦还得到了一批被教会学校开除的优秀学生。圣约翰大学附中章益、江一平、伍蠡甫、荣独山等二十余人，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李登辉特准他们转入复旦。

此外，中国公学学生孙寒冰、华童公学学生奚玉书、澄衷中学学生端木恺等上海学联骨干，也转学复旦，使复旦成为诸多活跃青年祈望所归的学府，开明的李校长更成为上海学生心目中爱国的象征。

登辉堂

李登辉先生

在徐家汇期间，李登辉每日清晨到校，日暮方归。授课及办公时间，合计在9 小时以上，其中大部分时间消耗于向外募捐、筹划建设新校舍。对募捐款项不厌其烦，往往致每一认捐者之函，达八、九、十次之多，甚至辗转恳托，一再登门造访。国内认捐困难重重。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出生地－南洋。为筹建新校园，李登辉于1918 年1 月23 日乘三岛丸启程赴印尼、新加坡等地，向华侨募捐。校长一职由校董唐露园代理。李登辉此行肩负着国内高等教育界的重托，随身携带着《扩充高等教育请愿书》等文献。

半年间，李登辉在南洋共募金折合银15 万元。遗憾的是，这些慷慨捐助复旦的华侨连姓名也没有留下。饮水思源，华侨对复旦功莫大焉。

80 多年前，江湾校址还是一片荒野平畴，仅有累累荒冢，备极荒凉。在这样的嵩莱之地建校，校内外颇有非议。但李登辉力排众议， 1920 年12 月18 日，复旦在江湾新购土地举行新校园奠基典礼，空地上搭起临时主席台，师生及来宾近千人出席典礼。大会由校董王正廷主持，李登辉报告筹建新校园经过。沪江大学校长魏艘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代表简实卿等来宾先后致词祝贺。

李登辉在奠基石上洒下了第一抔黄土。

江湾新校舍落成典礼，右起第一人为李登辉先生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柳条湖铁路，“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震惊了全世界，也引发了师生的爱国激情，报国之心，气吞牛斗，不可遏制。

9 月21 日，复旦大学部、中学部师生员工2 000 余人在大操场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李登辉与秘书长金通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会决定通电全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要求政府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会后，李登辉召集校务会议，决定成立军训委员会，指导全校加紧军事训练，准备投笔从戎，救民族千危亡； 理学院院长林继庸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聘请部队教官指导军训。

9 月25 日，复旦近千名学生从江湾校园出发，准备赴京请愿。李登辉心里支待这批学生，但碍于大学校长的身份，不便于公开出面声援。千是他授意秘书长金通尹，请他出面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推举他最信任的章益、孙寒冰、余楠秋等四位教师，火速赶上请愿学生，相机行事。这件事情冲击了蒋介石的威望，不久，蒋介石在谴责声中宣布下野。

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曾长期教授心理学。除讲授普通心理学外，还旁及兽类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癖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分支学科。有学生曾在文章中写道： ＂在郭（任远）博士没有来校以前，心理学一门功课委实是李校长底专利品。文科学生，对此确乎是个必过的难关。为了心理学一本书，每每费去全个下午，全个晚上，以及全个早晨，或者竟至全天。“李登辉的学生中出了郭任远与吴南轩两位心理学家，两人是同班，留美后所学的都是心理学，郭任远主攻行为心理学，吴南轩专攻心理卫生。

李登辉心里很清楚，复旦激烈的抗日行动，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早已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他早有思想准备，做好最坏的打算。眼看着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校舍一一被毁，李登辉满怀悲愤，写下《复旦被炸》一文，向世人控诉日寇毁灭我国文化的滔天罪行。

大师剧《巍巍学府》剧照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当时随内迁的学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学生则因家室之累，滞留上海，在其他学校借读。借读终究是不得已的办法，大家恳请老校长出主校务，在上海复课。

李登辉毕竟已66 岁高龄，到了该颐养天年、含怡弄孙的年纪，而且一年前巳经辞职。但在所有复旦师生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复旦的校长，是复旦人的精神领袖。在李登辉内心，复旦与他的生命巳经合二为一；他的生活、他的思维、他的一举一止、一静一动都和复旦联系在一起。复旦师生有难，就是他分内的事。复旦学生失学、教师失业早已令他坐立不安。权衡利弊之后，遂决定在租界重新恢复复旦大学。

经校友协助，李登辉租下英租界北京路中一信托大厦余屋为校舍，师生员工400 余人复课。除新闻、生物两系暂停外，其余四学院各系继续开办。至此，战时的复旦大学有了重庆（渝校）、上海（沪校）两个部分。

李登辉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的典型。他是服务的，牺牲的，同时也是民主的，和平的，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的。

李登辉先生和家人

李登辉先生与中文系毕业生合影，右二为陈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