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依托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充分发挥广州碳排放交易所的平台功能，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权益交易与金融服务平台。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支持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

对此我院程永林教授提出以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那么，广州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能否可能以此次《意见》颁行为新的发展契机，在构建以国际金融城为核心、金融功能区为节点的金融集聚发展格局上，进一步加快南沙自贸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在原油期货交易、跨境金融、融资租赁、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权益交易与金融服务平台等方面先行先试？上述制度安排会否给广州建设绿色国际金融中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广州始终致力于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推进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营造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此，《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曾明确，计划到2020年广州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12%以上，金融业总资产突破10万亿元；广州市银行业总资产达到8万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规模分别超过6万亿元和4万亿元，综合排名保持全国前三；到2020年，证券期货业培育发展6家以上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居同行业前列的证券、基金、期货业法人金融机构，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等等。如今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在即，如何评价广州金融业这些年的发展绩效？ 

根据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统计，2019年广州市金融业增加值为2041.87亿元，同比增长8.2%，占同期GDP的比重为8.6%，对GDP的贡献率为10.4%，金融业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19年，全市银行业机构总资产达7.00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州境内外累计上市公司180家，总市值2.70万亿元。其中境内A股已上市公司111家，总市值1.60万亿元；正常存续的上市公司164家，总市值2.40万亿元；累计新三板挂牌公司493家（其中正常存续的企业322家，创新层企业23家），总市值829.32亿元，累计募资159.3亿元。2019年全年，广州地区信用债发行规模9517.17亿元。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展示企业16656家，累计融资总规模1137.01亿元。无论从总量指标还是分级指标来看，广州金融业发展现状与十三五规划预期目标和预期指标仍然有明显差距。目前，广州先后完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战略性布局，成效显著。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南方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州服务基地、新三板广州服务基地、中证报价南方总部全部落地，全国性资本市场均在广州设立机构，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也落户广州。2020年3月，由英国知名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权威“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发布结果显示，广州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19位。 

《意见》强调，依托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工作机制。在广州设立期货交易所，支持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那么，哪些影响因素是广州在建设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和考虑的？ 

第一，需要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研究认为，金融管制导致缺乏正规的金融市场，经济货币化程度低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重要表现，与二元经济结构类似，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相互分割的二元金融结构。在融资层面上，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主要通过内源性融资来解决资金需求，结果非正规金融乃至今天的影子银行成为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政府的金融管制，如对高存款准备金要求、利率上下限规定、货币不可兑换以及政府对特别信贷机构垄断，是造成金融抑制最重要的诱因。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更是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体制性差异，他们观察到中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现象。基于此，广州市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致力于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打造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依然可以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例如通过特定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企业之间形成“竞争激励”和“标尺效应”，刺激企业和金融中介追求利润目标函数同时，完成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研究开发等领域的资金投放，克服竞争性信贷市场的外部性，为金融机构创造“金融特许权”，扩大金融中介和期货交易所的服务范围和服务领域，促进金融期货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需要重视研究期货交易所和金融中心建设对综合国力和科技创新的持续性影响。经济金融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集聚所导致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结果。历史上，无论是对于英国这样的贸易强国还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背后的支撑力量都是金融。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的形势和大背景下，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建设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不仅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加速度。 

第三，需要重视研究政策对于期货交易所和金融中心建设的双刃剑效应。从金融政策角度分析，金融中心的形成可能是自身演化而成，也有可能是公共政策扶持而成，或者是两者作用的结合。例如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在其发展过程中，本国或地区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都对其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更是显示出公共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对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功能。但是政策介入金融中心建设，结果适得其反的历史上的反面案例也比比皆是。 

第四，需要重视研究资本市场建设，尤其要洞悉和驾驭期货交易中如何顺利实现资产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的背后支撑因素。从金融市场角度分析，期货交易所和金融中心作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相互结合的市场结构，其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性。例如英国早期的金融市场以债券市场为主，股票市场为辅。而纽约则建立了发达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尤其是建成以股票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而今金融市场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的国际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实现国际金融中心资产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的主要影响渠道。所以，期货交易所的建设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背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