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贸易是大国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也是维护安全利益的手段。大国在崛起进程中往往倾向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积蓄实力,主要霸权国则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并致力于相应治理体系的建设,当霸权相对衰落或崛起国成功赶超时发动针对性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背后是霸权国相对收益的考量、战略竞争的需要以及制度摩擦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会在大国博弈中推动全球贸易治理制度的变迁。鉴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和全球贸易制度的困境,中国需以制度性和更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制度的变革。

贸易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经济联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贸易治理是以贸易政策、规则和制度为约束而形塑全球贸易秩序的过程。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GATT)成立为标志,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体系开始形成。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以世贸组织(WTO)多边贸易机制为核心,以区域和跨区域贸易协定为补充的全球贸易治理制度体系。贸易摩擦是国家间贸易政策冲突,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判断而对贸易对象国采取限制性行动,严重的贸易摩擦不仅对贸易双方造成了影响并扰乱贸易秩序,而且可能导致制度冲突、经济危机加深乃至安全冲突。世界贸易的历史,是一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矛盾运动的历史。在贸易摩擦形成以及贸易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国的贸易政策选择行为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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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实力积累或秩序建构

贸易政策是大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大国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等因素权衡选择。

大国在崛起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发展壮大自身的民族工业体系。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在崛起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实行过保护政策。英国的崛起走过了三百多年的以保护主义积累实力的历程,1485年羊毛工业保护、1699年提升制造业的重商主义、1815年新的《谷物法》推行都是保护主义政策的具体体现,直到1846年产业革命完成、工业技术压倒对手之后,才最后废除《谷物法》,执自由贸易之牛耳。

德国是第一个以系统性的产业政策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产业保护为导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德国近代史上提倡并积极采用的政策。德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表现为以进口替代为主,对农业实施郑雪飞:“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分析:以1879年德国贸易政策转变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71页。

美国在崛起进程中具有更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从1776年美国诞生到19世纪20年代,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采用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巩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助推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工业化程度快速提升并跻身世界强国后,仍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日本的经济腾飞是二战后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下通过保护主义实现的。为了保护和扶植政府规划的重点产业,防止外国产品占领日本市场,日本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高度融合,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高达两位数的年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于1986年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被誉为经济奇迹。

所以,贸易保护政策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对实力积累和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大国只有在生产能力和水平发展到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才会主动减少贸易限制、推动自由贸易。

大国成功崛起后往往通过自由贸易推进国际产业合作发展,同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干预他国,助推自由贸易的效率、和平和道义功能在大国政治中生根、发展,进而塑造出自由贸易秩序。英国和美国开创的自由贸易在发展进路上彰显了这种逻辑。

历史上,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是大英帝国实力使然,并由此构建了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殖民扩张、产业保护积累和工业革命成功促使英国成为首要大国,开启了英国治下的贸易自由化道路。从1760年到1860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9000万英镑迅速增至46.4亿英镑。1820年,英国的煤炭、生铁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75%与40%,工业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超强的经济实力使英国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渗入他国的殖民地,并可以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并进行新的扩张。

英国率先推进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其塑造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前奏。英国先于其他大国实施单边贸易开放。在1840年到1860年,英国先后和俄国、普鲁士、美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缔结商约,对这些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在亚洲,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逼迫中国开放多处口岸;在1854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之后,英国又趁机与日本签订商约打开日本市场。为了提供一个支撑世界自由贸易的支付系统和自动调节机制,也为了约束政府滥用财政的权力,英国凭借经济实力优势确立了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制度,这种国际金本位制度持续了3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宣告解体,也预示着英国治下的自由贸易秩序走向衰败。

美国二战后倡导推行自由贸易,并塑造出由其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经过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国际社会深刻地认识到多边制度与和平的重要性。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额的40%,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45%,出口约占世界的1/4,黄金储备约占世界的1/2,对外投资约占世界的60%。凭借超强的国力,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租借协议和马歇尔计划等战略手段瓦解和消除英国主导的英镑区和特惠制,美国完全取代英国、接手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建立起其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由于美国强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1950年至1973年的世界贸易额以年均5.8%的速度增长,世界产出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19世纪。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影响深重,日本和西欧国家崛起,美国经济则出现滞胀,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和国内经济的困难促使美国将贸易政策由“开放”转向“紧缩”,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

严格来说,贸易自由化是一个曲折过程,不存在纯粹的自由贸易。即便在大国发展势头强劲的时期,也可见其对某些行业或产业如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敏感性行业或者选票集中地区的产业实行保护。霸权国家倾向于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图建立以自身垄断优势和垄断利益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但是,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国家之间共同的利益与冲突的利益并存,利益分配随着贸易双方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开展贸易时,如果经济地位悬殊则都会处于分享贸易红利的“互利区”,直到落后的贸易伙伴成为全球市场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随后双方将进入“冲突区”,此时虽然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能从贸易中获益,但贸易双方中一方福利的改善以另一方境况的恶化为代价。8特别是在霸权衰落、新兴经济体崛起、相对收益受损的情况下,霸权国为了维持固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会转向保护主义,挑起贸易争端,于是可见主要大国回归经济民族主义,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