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5-2018）。《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等刊物编辑委员会委员。

原文

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实力优势继续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塑造力明显提高。2018年以来，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周边热点问题大多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同时，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依然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态势还要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样一种周边外交的新形势，对我国周边外宣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周边外交的形势出现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开拓进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周边外交理念，周边外交实践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同时，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发展，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争议在中长期仍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一些周边国家在经历国内政治的复杂变化。在应接不暇、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经历一些深层次变化，并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周边秩序在经历重要转型。周边秩序的转型过程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相伴随，使得周边秩序的转型更为复杂。近两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从大国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中心挑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长期复兴和战略竞争，认为中国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未来则寻求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优势地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使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前景难言乐观，并将对周边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要避免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周边国家在中美竞争过程中，是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从而使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国竞争所影响和扭曲。而应坚持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双方之间的事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应避免用简化的敌我思维看待一些周边国家，而要充分理解周边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考虑中的复杂性。

第二，周边秩序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周边国家有一定的甚至是较强的不安全感，对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存在担心。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态度并不是简单排除秩序转换的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的心态还比较犹疑，他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担心：

一是担心大国以周边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双方战略利益的交易与妥协。在周边国家看来，这种情况虽然短期不太现实，但从中长期看，其可能性不能排除。从这个角度，不少周边国家既不希望大国关系大幅恶化，也不希望出现大的改善。

二是担心在秩序转型过程中，自身的政策处置失当，导致利益受损。如在大国竞争过程中，轻易做出站队的选择，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在其后又不能全身而退，甚至被大国抛弃，陷入被动的境地。如近两三年澳大利亚采取的一些做法，增大了自身卷入中美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这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担忧。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是其他国家关注的问题。

三是担心在转型后的秩序中，未能获得一个满意的位置。有些国家在秩序转型的过程中采取独善其身的做法，这在避免麻烦方面不失为明智的做法，但也可能导致在地区秩序转型过程中地位被边缘化。随着域关大国矛盾上升，一些周边国家的行为比过去变得更为慎重，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大的政策回旋余地。总体上，大多数周边国家不希望现有格局和秩序在短期内发生大的转折性变化，而是希望这个变化以较为平稳地的方式进行，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

第三，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信心在逐渐上升，对中国主导下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心有所下降。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两方面因素的结果，一个方面，是在全球以及在亚太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在过去两年中改变了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变得更为利己和机会主义，美国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让很多周边国家感到无所适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宣称“美国优先”，把它作为内外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声称自己“不代表世界，只代表美国”，不接受“全球主义的虚假欢歌”。“美国优先”代表了美国总统对国际事务态度的一个原则性变化，即不再认为维护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相比之下，美国的物质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才是特朗普关注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是第一位公开质疑战后美国积极创立的国际制度体系的美国总统。他认为美国被既有国际秩序安排绑架了，现有的同盟关系是一种负担，多边协议捆住了美国行动的手脚。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为“实用主义”，付出意味着要获得明确可见的回报。从字面上来说，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宗旨的“美国优先”并没有错。但从现实上，美国政府利用其实力优势地位，利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利用一些国家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采取了对他国强势施压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既有周边秩序的重要基础。

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持续的外交努力。特别是2017年以来，在国际秩序出现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积极向周边地区提供经济、安全公共产品，顺应周边国家的战略需求，照顾周边国家的关切和重要利益考虑。在推进经济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保持高度耐心，积极与周边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与磋商，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即使在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和波折，中国依然总体保持行为方式的一致性，使周边国家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下看到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对外行为方面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其结果,增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信心，不少周边国家对中国主导下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心有所下降。大多数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未来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总体上是清晰的，并承认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所带来的重要利益。

第四，周边秩序的转型是一个曲折前行的长期过程，中国即使付出几年时间的巨大努力，也不容易看到很大的具体成果，但这个转型过程本身是其他国家观察和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渠道。

周边秩序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建立在地区层面权力转移的基础之上，涉及本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并与中美关系的变化过程紧密联系。由于这个过程总体上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这使得地区层面的变化在很多阶段都是非决定性的，从而进一步延长了转型的过程。在转型的过渡时期，一些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主要行为体之间可能进行多方面的战略试探，以更可靠地形成对他国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的较准确判断。大国在秩序转型时期的表现，本身会成为未来秩序的重要内容。处理好这些相互战略试探的过程，对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