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经济治理是基于制度的治理,围绕制度的纷争及其话语权的大国博弈是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特征。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因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博弈,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垄断体系发展为G7/8的话语补充体系以及G20多极话语合作体系。随着美国实力相对的持续下降,美国背弃多边制度体系,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话语权博弈。中国需根据自身的国际定位、发展阶段和外部制约,审慎地选择话语对象,避免话语对抗、维护多边制度,并选择适当的策略路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合理变革。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 制度; 博弈; 制度性话语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研究”（15ZDC038）；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滚动支持项目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_17R26）

作者简介

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融学院教授；

王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副 教授。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19年09期。

原文

引言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制度不仅建立人类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形成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而且其运行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并由此带来福利的增进，制度本身也体现制度设计者的观念、利益和权力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不言而喻，制度分析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制度是协调各个国家与国际市场关系的纽带，制度体现为持久的、相互联系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起到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动并塑造行为预期的功能。在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不存在具有中央权威的世界政府，国家特别是大国成为处理和协调国际事务乃至全球问题的重要主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在内的国际制度超越一般的工具意义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是霸权治理的某种替代，国际合作之所以可以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发生，主要是制度发生了作用。当今的国际体系告别“丛林世界”走向“规则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公然的战争行为和武力威胁不再是主要选项，制度关系取代联盟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围绕国际制度的博弈是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主要表现。

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协调日益一体化、高度依赖的全球经济与主权国家政治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全球经济的国际管理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凸显，20世纪末，全球经济治理从全球治理的理论话语中脱胎出来，其中规则与制度分析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核心。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规范跨国经济活动，以降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化解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纷争，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自然而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构成开放型世界经济条件下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市场交易过程与制度为依规的治理过程融合成为全球经济的整体特征。

但同时，制度亦是大国权力角逐和话语博弈的产物，承载着制度设计者的意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尤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权力格局发生变化的当下，多边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传统大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博弈白热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掌握话语权的国家掌控了制度的主导权，设定有利于扩张本国利益和权力的国际制度。鉴于此，本文从制度性话语权的视角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博弈进行分析，澄清制度性话语权的内涵和意义，探讨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多边制度僵局和话语权博弈，以期化解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面临的制度压力，提出中国话语权提升路径。

一、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内涵及意义

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与权力不可分割。一方面制度往往需要权力的支撑才能形成，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也体现权力的分配。制度源自于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所谓自然演化，主要是指制度是社会中众多参与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单个的参与者对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制度是由长期交互作用的许多个人积累性冲击所形成的。如习俗、惯例、语言和某些经济契约等都是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所谓人为设计，指制度由具有权威的设计者基于自身和制度参与人的观念、利益和权力诉求构建起来的。当然制度的两种形成路径难以严格区分，许多自然演化的制度需要政府等权威主体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和确认。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是权力的产物，同时制度固化、合法化权力，制度成为权力的来源和运用权力的工具。

权力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概念。权力通常指确定资源权属和决定资源分配的实力（如定价权）。权力有多种分类，如凭借优势资源直接控制行为的强制性权力、通过制度规范制约行为的制度性权力、通过互动关系实施控制的结构性权力以及通过系统知识、社会价值等生产实施控制的生产性权力。

话语权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通过话语存在的权力。早在福柯话语权理论中，人类的话语便被打上了权力的烙印。此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进一步在政治语境下剖析了话语过程中的权力折射。狭义上的话语权强调的是行为主体的语言、文本通过表达产生影响的权力，但由于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一种使得其他制度成为可能的“元”制度，制度与话语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制度性话语权是“制度”、“话语”和“权力”内合和镶嵌在一起的复合性概念。

在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中，虽然鲜有西方学者使用制度性话语权这个术语，但制度与权力的关系充斥于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的经典论述中。例如，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权力的附属品。新自由制度主义虽强调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认为国际制度构成单独变量作用于国际社会的治理结构，影响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16]366，但并不否认权力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因此，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而制度在形成后又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和身份。

二战之后，大国不再依赖于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话语博弈制定国际经济制度，行使对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具体而言，大国通过自身的优势话语实力，使其他国际行为体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者不反对本国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游戏规则和议事日程(包括突发事件的处理权)，最终控制国际事务博弈的结果。那些在军事及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及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通过策略性选择话语对象，掌控话语时机和场合，设计有利于本国的话语内容，巧妙地使用不同话语方式，支付适当的话语对价，便可在议题提出、规则供应、体系及机制构建等方面具有主导权，以本国价值标准和利益导向生成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系统。

目前，制度性话语权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研究的热点话语，中国政界和学术界把制度性话语权概念引入到全球经济治理语境中，在于刻画制度、权力和话语三者之间的应然关系。第一，制度为目标，强调制度的基础性、保障性和依据性，尤其在世界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国际制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公平而有效的治理有赖于制度效率和制度公平。基于制度的治理优于霸权治理，多边制度秩序优于霸权秩序。第二，权力是手段，强调权力为制度服务，尽管客观上制度也能为权力服务，但如果以权力垄断为宗旨，世界秩序仍然是披上制度外衣的霸权秩序。第三，话语为形式，强调权力和制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而产生，而非战争和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调话语权并非强制性权力，意在借助对话机制，促使理念和主张得到认同，塑造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正义伸张、价值判断的综合能力。

由此可见，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是指国家为主的行为体通过话语平台、选择话语策略在理念传播、倡议动员、议程设置、规范塑造、规则制定、规则实施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这种权力最终能够促使体现自身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权力分配的制度形成。

当前，制度性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首先，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博弈决定国际社会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制度结果并非全然中性，不同的行为体在制度中可获得的利益不尽相同。制度主导者通过积极引领、塑造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规则，以使制度安排体现自身偏好，而那些在制度中利益受损的行为体便会试图改变既有制度，引发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博弈。

其次，制度性话语权赋予全球经济治理正当性和合法性。通过话语博弈的制度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增强了行为体对自身行为后果的预期，那些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制度更因具备国家同意的形式特征而获得正当性。在纠纷发生时，制度亦提供了一套预先设定的争端解决机制，避免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从而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学者看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亦是国际法话语体系，可用以评价国家行为的合法性[21]35。制度性话语权赋予大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性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