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事开支的组成非常复杂，大概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是国防部的基本预算;第二是向国防部提供的海外紧急军事行动的费用;第三是其他部门的相关开支，如退伍军人事务部、能源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支出;第四是提供给国务院和国土安全局用于海外紧急军事行动的费用，美国总统可以根据海外行动的需要，向国会申请海外紧急行动经费。其中，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支出基本属于强制性支出。把这几部分与国防开支合起来，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更惊人的程度。２０１７财年不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支出为７０４５亿美元，如果加上退伍军人事务部的１８２１亿美元支出，则达到８８６６亿美元。２０１８财年为８９９８亿美元，２０１９财年这几个部门的预算之和进一步上升到９９０８亿美元，逼近１万亿美元，军费支出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上升。

3.奥巴马政府的有限战略收缩与同盟关系管理

从战略分析的层面对于美国是否要进行收缩进行考量，美国战略界存在不同的观点。这方面的讨论在２００８年之后的几年中变得颇为热烈，这本身是美国面临收缩压力的一种体现。与学术界的讨论不同，美国政府在战略选择方面面临更为现实的预算和资金压力。这样一种财政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时期的对外政策总体上颇为慎重，如２０１０年之后在中东北非地区爆发“ARAB SPRING”，在该地区出现了“推动民主”的战略机遇时，美国政府的表现颇为谨慎，没有大张旗鼓地介入，特别是努力避免地面部队的介入。

受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面临很大的削减国防开支压力这样一种预期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适时调整了其战略指针。２０１２年版的«国防战略指针»放弃了以前的打两场战争的目标。该«指针»强调，美国要充分吸取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在解决不稳定问题上，强调非军事手段和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减少对美军采取稳定行动的重大承诺的需求。该«指针»特意强调:“美军将不再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稳定行动。”只要有可能,美国将探索使用创新的、低成本的、轻脚印的方式来实现其安全目标。２０１２年的«国防战略指针»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国防部在压缩开支的压力下实现一定程度军事战略收缩的路径，即调低对军事战略目标的预期，降低对盟国的承诺，减轻海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水平，减少在海外地面部队的介入，如果需要军事介入，则寻求低成本的介入方式。

奥巴马时期推行的一个标志性的对外战略是“亚太再平衡”。“亚太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挥盟国和安全伙伴的作用，在亚太地区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不过，在中国实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如果只是发挥盟国的作用，并不足以有效地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而且，这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力的上升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向中国靠拢，这是美国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这使美国在全球层面实行一定程度战略收缩的同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大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的资源投入，包括加强前沿军事部署，以强化盟国与美国合作的信心，从战略上挤压中国的空间。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过程中，美国希望更好地发挥盟国的作用，以在亚太地区抑制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安全影响力的上升。但盟国积极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它们相信美国会在这个过程中向它们提供稳定和有力的战略支持。在美国战略收缩这样一种预期下，随着时间的延长，盟国很难对美国在这方面保持高水平的信心。

从理论上说，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的战略可信性原则上是无法通过战术手段在广泛的地区同时有效维持的，除非它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首先，如果大国的战略可信性可以在战略收缩时期同样有效地维持，那意味着该国在此前就可以通过减少对外资源投入来维持同样的可信性，这实际上意味着战略收缩明显提升了对外资源的效率,或者此前的做法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但这样的假设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合理的基础。其次，大国所拥有的实力本身是其战略可信性的重要来源。当一个大国实力不足时，这本身会成为其他国家(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怀疑其可信性的一个重要根源，这一怀疑难以通过其他方面的手段来克服。不过，不同的收缩方式可以影响战略可信性下降的程度和时间快慢。

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５年，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的南海问题显著升温;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防开支连续下降，从２０１１年的６９９４亿美元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８３４亿美元，减少了１６．６％。在此情况下，即使中菲当时在南海问题上进行颇为激烈的对抗，美国也拒绝将美菲共同防御义务扩大到所谓的南海争议岛礁。１９５１年美菲缔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规定:“双方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是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将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但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必须在争议海域问题上援助菲律宾。在中菲南海争端的背景下，美国更愿意给予菲律宾外交支持，而不愿就所谓的争议海域向菲律宾作出明确的军事义务方面的承诺。

总体上，奥巴马试图在削减国防开支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重新调整优先顺序——把亚太地区提高到更高优先级，从而变相降低其他地区的优先级——来实现的。这样的调整无疑是痛苦和艰难的。奥巴马在２０１１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发表的讲话中强调:“削减美国的防务开支不会，我再说一遍，不会影响我们在亚太的投入。”正是因为人们普遍容易产生一种美国防务开支的削减会影响美国对亚太的投入的认识，奥巴马才会两次强调这“不会”影响美国在亚太的投入。美国强调其承诺可信性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在强化盟国信心的同时，也可能鼓励盟国在安全上采取更多搭便车的行为，而不一定能从长期起到分摊成本的作用。而在战略收缩时期，让盟国分担更多成本有了更大的必要性。

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对于支撑“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此后所谓的“印太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军费开支的削减，对维持一支与美国的战略需求相适应的强大海军造成了很大压力。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就面临削减规模的压力。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０年，海军预算削减了约２５％。２０１１年的«预算控制法案»进一步加大了海军的压力。长期超负荷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海军在２０１７年前后连续出现多起事故，这在和平时期是一种颇为罕见的现象。

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普遍的批评是，它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来产生持久的战略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军事现代化。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行了近６年，但是２０１６年末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并不比２０１１年更明显，甚至可能有所弱化。

战略收缩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国在非战略优先地区的战略决心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就其本身来说是美国内在决心的下降;其外在表现是，在美国的政策立场经受国际事件的考验时，美国会作出相对克制的反应。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奥巴马时期中东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放弃了小布什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试图通过从伊拉克撤军等方式，降低对中东地区的资源投入。自２０１１年叙利亚出现内部冲突以来，美国长期试图推翻巴沙尔政府，以削弱中东地区的反美、反以力量。但是却一直不愿向叙利亚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直接介入战争，尽管使用武力手段推翻巴沙尔政府是具有较高现实可行性的。这实际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奥巴马政府不愿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与此一致的是，２０１２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班加西遇袭身亡，令美国社会感到震惊，但美国政府并未作出强有力的回应。美国虽然不愿直接军事卷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但仍试图保持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权。２０１２年８月，奥巴马对叙利亚问题划了一条“红线”。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开始看到大量化学武器被部署或使用，这将触及我们的红线，并大大改变我对形势的判断。”这被外界解读为是美国设定了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标准。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发生化武袭击事件，造成约１７００人死亡。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美国将对这一事件采取何种“惩戒”行动的时候，奥巴马一方面宣称美国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认定巴沙尔政府该对此次事件负责，并认为美国有必要对其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但又表示对叙利亚“有限范围”的军事打击要事先经过国会同意，而国会并不支持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这无疑显示出他在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上的犹豫不决。此时，俄罗斯提议叙利亚政府交出化学武器并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完成销毁，奥巴马随即表示赞同，由此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这一事件对美国国际承诺可信性的伤害显而易见。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向阿萨德政权发动军事攻击，而在于这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信誉和未来利益的影响。“许多其政策挑战了这些国际准则的国家都在关注这一问题，..他们想知道美国及其朋友是否认真对待我们所说的话。..他们在观察叙利亚是否能逃脱惩罚，因为那样也许他们就能逃脱惩罚，并把世界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奥巴马最终采取的行动显示，他宁愿损害美国的可信性，也不愿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可以发现，同盟关系中的“被卷入”问题并不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因为对叙利亚化武问题的“红线”是美国自己划定的，如果美国卷入叙利亚冲突的话，这不是由盟国的冒险行为造成的，而是美国主动行为的结果。此外，也不存在盟国抛弃美国的问题。在化武危机中，美国的盟国作出了积极回应。英国积极支持美国的武力行动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表示，西方采取军事行动不必非要得到联合国授权。法国总统奥朗德于８月２５日表示，如果美国决定采取武力行动，法国将和英国一样站在美国一边。９月６日，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英国和西班牙发表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８月２１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敦促国际社会作出强烈反应。③显然，对美国行动的制约不来自于美国的军事能力，也不来自于盟国的支持不够有力，而在于美国试图在这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不愿继续长期投入大量战略资源。也就是说，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关系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宁愿接受自身利益在这一地区面临的威胁上升带来的风险，也要避免在这个地区做出过大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