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飞鸟:谈谈我和我的诗歌

我怀揣着诗意，只为这孤独的生命带来一片星辰。

有记者曾问我最喜欢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您的一生中，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博尔赫斯回答：“幸运和幸福。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由此，我也常常询问自己，文学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真要回答，那文学便是引我走出沼泽的一颗火种。

我出生在云南丽江，一个坐落于西南边陲的美丽小城，这里民风淳朴却也封闭落后。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8年。这18年里，极少有人问我我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偶有一次，与家人闲谈，提到我将来想成为作家。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笑笑便又转移了话题。许是他们觉得我年幼无知，不懂这生活，也不懂写作。他们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我，也没有人问我为何想要成为作家。自此，我便沉默，不再和他人谈起我的写作梦。

直到2014年，我考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才忽然发觉我似乎离文学近了一步。我在这里遇到了诗歌的启蒙老师，他告诉我“诗人”是一个高贵的身份，我们要有尊严的写作。我也结识了一群怀有赤子之心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深夜为了一个文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在过后开怀大笑；我们骑车到江边，对着江水大声朗诵我们的诗歌；我们在三月举办“海子诗歌朗诵会，”试图走近那片永恒的麦地；我们在相思湖畔谈论李白、杜甫、顾城、兰波、里尔克、惠特曼、帕斯……我们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在无尽的孤独里，愿意做那个举起火炬的人。

诗歌是对内部世界的书写，是孤独的表达。我享受每个写诗的夜晚，仿佛我便进入了博尔赫斯那小径分岔的花园，那是隐秘、虚无而又真实的世界。那里每一个我都有迹可循，也都有归处，我不必焦虑的寻找，因为所有的我都在另一个清晨里一点一点回归，而这个完整的我必将是自由而又光明的。二十世纪心理学家分析导致现代人迷惘失落的原因有三：一为神的破灭导致的信仰幻灭，一为潜意识下对道德价值的怀疑，再就是人在科技文明下的物化与异化中造成的精神崩溃。我想，这也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文学精神整体失落的重要原因。而诗歌作为向内的文学，它倾听人类的声音、关心人类的世界、书写人类的生存困境，也许它不能治愈现代精神文明危机，但它或许能在“痛苦”与“厌倦”的世界里，带我们摆脱“菲利斯丁”式的人生。

我前期的诗歌创作近乎于一种愤怒式的写作，通过文字的堆砌，在诗歌语言里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忽略了诗歌语言本身的张力以及诗歌的独特美感，这样一种“我就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疯子”的属于20岁的情绪宣泄，让我在诗歌世界里走了不少弯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在学习了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法国诗人兰波、超现实主义诗人罗伯特.布莱等诗人的诗歌作品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初期我曾尝试着模仿写作，但我知道这样的模仿只是一时的。真正的写作需要个体经验和情感的融合，从而传达出更普遍的现实经验。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章提到：“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诗歌创作便是如此，无论是想象或是虚构都必须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地，以寻找生命意义上的神性关怀和自我关照的可能。

我在诗歌的世界里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明白远方的远方后藏着无尽的关于时间的秘密；我听见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我知道死亡不是消失，它并将以生的方式存在；我看见海子的太阳其实孤寂也落寞，顾城那黑色的眼睛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用来寻找光明。我不太了解诗人的使命，尤其是在这个诗歌处于尴尬地位的时代。但我想，诗人应该有大胸怀、大格局，诗人要看见黑暗、看见自然、看见大河、看见天空，也看见人类。诗人也许会悲观，但更多的是带着善意，带着悲悯情怀。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中写道：“在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也许，这就是诗人的使命，也是所有写作者的使命。

文章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如若将来有人问起，我便会骄傲的告诉他：“我年轻时曾写过诗，你若不信，那便看看我这衣兜里沉睡一季的飞鸟。”

作者简介:

刘宁，女, 纳西族，中共党员。1996年3月生，云南丽江人，写诗、写评论，本科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写作班，曾任文学院本科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诗歌作品见于《作家》《民族文学》《中国诗歌》《华星诗坛》《散文月刊》《广西电力》等刊物以及当代广西网等公众平台,在第十四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思湖现场作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