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领导北方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全面工作。遵照中共“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坚持以开展工人运动为工作中心，深入厂矿铁路，亲自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据郑州老工人姜海世回忆，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等地亲自视察工人运动，在给工人们宣传的一次讲课中，这样勉励大家“你们要多学文化、学技术，咱们工人可不矮呀，够上天那末高”，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一个“人”字，李大钊告诉大家，这“工”“人”两个字联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这给当时的工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1922年10月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大罢工，同期他还派张昆弟、史文彬到石家庄组织正太工业研究会传习所，以此名义开展工运斗争，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中国北方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使工运发展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新阶段。吴佩孚彻底卸下了“劳工神圣的假面具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和施洋壮烈牺牲。“二七”惨案发生以后，由于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一些人产生了悲观畏难情绪，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于1923年12月20日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1925年在“二七”周年祭会上，李大钊又适时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要大家认清军阀的阶级本性，也要对斗争中的曲折和牺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25年9月李大钊派赵世炎组织指导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使工运再现高潮。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下大力气发展农村党组织，河北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3年10月，李大钊派遣弓仲韬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并任弓仲韬为书记。现在，这里已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
　　1926年4月18日，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到1926年9月，顺义、平谷、乐亭、玉田、丰润、遵化等县都建立中共党支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持久斗争。同时，李大钊还深入研究了土地与农民的问题，1926年他发表了《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也是他在北方区委党校的讲稿。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把它作为了教材）。他在文章中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极重要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认识到农民巨大的革命力量了。他又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做为农业大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历来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又专门把农业农村问题放在首位。李大钊的这些精辟理论可以说为中国的革命起了领路的作用。
　　李大钊还十分关注军队和军事工作，注重军事人才的培养，他先后选送50多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其中李运昌就是乐亭县人，他的老家胡坨镇木瓜口村，和李大钊家大黑坨村离得很近。李运昌同志曾多次来到纪念馆，并由他出面策划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这就是他在2001年写下的《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一文。同时，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魏野畴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李大钊精细工作，争取和改造旧军队。派谢子长、陈毅到川陕发展革命武装，派张兆丰到国民军三军中工作。为争取冯玉祥，1924年底至1925年秋频繁与冯玉祥会谈，一方面帮助冯玉祥实行联俄政策，请苏联政府给冯玉祥在军事上援助，另一方面向这支封闭的旧军队注入新的革命思想，使冯玉祥开始倾向于革命。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进而统一全国，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中国共产党予以支持。在战争中李大钊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非凡的胆略为冯玉祥制定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部署，使冯玉祥顺利到达潼关，于1926年9月17日成功的实现了五原誓师，宣誓进行国民革命，所率20万大军全军加入国民党，有力的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展。
　　邓小平同志就曾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当时，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办起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同志就是受李大钊的要求从苏联回国，担任了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主任。那时的邓小平才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