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工作的指导，党的二大作出了向地方“派员”的规定：有两个及以上支部的地方，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区执行委员会可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有两个及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可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的雏形。

　　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改造与党内巡视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暴露出党的组织存在三个大的缺点：第一，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较大比重，工人、贫农比重较小；第二，党的组织，尤其是支部建设松散，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几乎没有党的支部；第三，部分党部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严重。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提出了党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组织革命化的改造任务。为完成这一全新的改造任务，中央认为“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必须经常派一人巡视下级党部直至支部小组的工作。1928年5月，中央发出通告明确了白色恐怖下上级党组织巡视指导下级组织的可行方式，即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在非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应用书面形式。

　　两部巡视条例与党内巡视的完善

　　为保障全党贯彻执行党的六大决议，1928年10月，中央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巡视条例，指出巡视的目的在于“使上级党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能正确的被下级党部接受和执行，帮助下级党部确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彻底改造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重视建立的巡视制度，除加强对地方党部的指导外，对下级党部的监督职责更加凸显。这部条例也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巡视人员选择、巡视工作要求、巡视方法、巡视纪律等内容。此外，条例中也有关于巡视时间的限制，每次巡视时间不能过长。做出这种规定，一是为了防止巡视人员脱离派出机关，二是避免巡视人员与被巡视地区建立利益关系。

　　经过近3年实践，1931年5月1日，中央又颁布了《中央巡视条例》，这是根据革命工作和党的发展情况对1928年《巡视条例》的修订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巡视监督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次修订，关于巡视的规定更加注重实践效果。例如，1928年《巡视条例》规定，中央巡视员每次巡视时间不能超过两个月，并且每一个巡视员不可连续两次巡视相同的地区。这种规定能够有效防止巡视人员因长期负责对某个区域巡视而与被巡视对象产生利益瓜葛和利益纠纷，但是提前限定各级党部开展巡视工作的期限，也不利于发现问题。与之相比，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没有设置巡视期限，而是“依工作的需要，住留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巡视人员“要免除走马看花，只凭审阅文件的工作方式”，而应尽可能多地参加被巡视地方的一切工作会议，尽可能详尽地了解被巡视地方的日常工作。再比如，虽然1928年《巡视条例》有关于巡视纪律的内容，但是缺少对巡视人员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的规定。1931年的《中央巡视条例》弥补了这一空白，明确规定巡视员在巡视期间必须注重发挥表率作用，对组织忠诚老实，生活上艰苦朴素，经济上勤俭节约，做一般同志的楷模。而且根据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巡视人员的巡视工作可以接受被巡视地方的监督，在巡视中如有“怠工或犯原则上的错误，地方党部必须执行自我批评，并将经过的详细情形报告中央，以便纠正或给予严格的制裁”。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的基本特点

　　随着白色恐怖愈加严峻，许多省份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调整党的机关组织设置及其工作方式。上级党部在对下级党部的领导中，尽可能地减少文件的来往，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区委，都要有固定的巡视员，经过巡视员传达指导机关的决议与检查下级党部的工作。从以上两部条例以及之后中央对部分党部的指示信，可以判断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自上而下开展的巡视监督已经成熟。第一，在巡视人员选择上，只有忠诚可靠、政治过硬的同志才可胜任，并且不可由各级党委常委兼任，这就保障了巡视人员的专业性和专职性。第二，巡视的目的具有针对性，可划分为四个层级：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及时准确地传达党的指示和决议；保证党的指示和决议得到彻底地贯彻执行；帮助下级组织发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巡视既有指导之义，也有监督之责。第三，巡视的方法切实可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地方党委文件，而是要参加地方党部的各种会议和各项活动，也需要巡视员亲自到下级党部和支部中去。第四，巡视成果得到较充分运用。不仅巡视后，在巡视期间，巡视人员亦可向他的派出机构报告工作进展或需要给予指示的重大问题；巡视结束后，派出机构迅速讨论巡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向下级党部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落实。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整顿地方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抗战初期，党内巡视仍有执行。但是随着抗战形势加剧，鉴于各根据地处于相对分散状态以及国民党、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实行了10余年的党内巡视被迫中断，代之的是中央要求地方严格执行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