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百年大党长盛不衰的“密码”是什么？

缓缓开启厚重的库房大门，仔细戴上白手套，珍而重之地从柜子里取出档案袋，轻轻打开，一幅深藏半个多世纪的题词展现眼前——

“作始也简 将毕也巨”。

1956年，古稀之年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重回上海一大会址。35年弹指一挥间，他思绪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字。

这8个字，语出《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董必武题词的11年前，也就是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这句话，并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情也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五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

董必武题词的61年后，也就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上海、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又引用了这句话，并郑重表示：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8个字，道尽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的百年历程：从最初50多人到拥有超过9100万党员；引航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根铁钉、一盒火柴都要进口，到造出“两弹一星”、“嫦娥”奔月、“蛟龙”入海……

是什么，让这个党经历腥风血雨，却一次次绝境重生；是什么，让这个党走过近百年风雨，却长盛不衰、愈发枝繁叶茂？

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我们一路追寻这个百年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深深镌刻进肌体、深深融入进血脉的精神密码和红色基因。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

上海兴业路76号这座石库门小楼，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缔造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墙上，醒目地挂着13名代表的照片。这批代表，平均年龄28岁，当时毛泽东正值28岁。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陈中，亦有一面墙，挂着建党时期58名最早党员的名字和照片，因年代久远，个别党员的照片至今未寻获。

区区十几人，敢于创建一个政党，立志要使中国改天换地，说它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也丝毫不为过。

站在百年前的时空交汇点上回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曾有多少仁人志士抱以家国情怀，前仆后继寻求救国之道，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歌，甚至不惜殒命牺牲，却迟迟难以找到救亡图存的正道。直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欧洲传来中国。

不过，这群中共创建者并非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他们年轻、热血，却并不盲目，他们在反复比较中作出选择。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但直到1920年上半年，他还没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世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不管是“马尔塞斯人口论”，还是“达尔文自然淘汰说”“马克思唯物史观”，都是如此。到了下半年，他才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信仰列宁主义。

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提出“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他逐一分析，认为只有第三种，“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现成“作业”可抄，大家走得磕磕碰碰，一路不断“争吵”。

一大会议上，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作为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的团体，还是要立即采取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李汉俊和刘仁静争论过。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和当国会议员？一大代表也曾热烈争论过。三大会议上，同样争论激烈。就国共合作问题，瞿秋白、张太雷支持陈独秀的主张，张国焘、蔡和森等明确反对，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始，就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民最幸福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从不曾动摇。

千难万险，矢志奋斗

南湖边的红船里，一大代表经历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闭幕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自此启航。

从“始”到“毕”，中间是漫长的奋斗道路。毛泽东后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走通这条道路，不仅需要智慧、谋略，而且需要坚定的信念，要有百折不回的韧性，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

缺席一大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后来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李大钊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

李大钊牺牲不到一个月，李汉俊在一次纪念他的演讲中毫无畏惧地说：“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一大代表李汉俊虽已被开除党籍，但表示自己“永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利用在武昌高师任教的机会，以全副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军阀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逮捕，当晚9时即被杀害，年仅37岁。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牺牲、奋斗不息的政党。初心和使命一直体现在党勇于牺牲、前仆后继的不懈奋斗之中。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一种带子叫“识别带”，又称“牺牲带”。每个红军战士都会系上一条带子，上面写上自己的籍贯、名字，表示随时用自己的鲜血或者生命保卫红色政权的信念。活着的战友，也可以根据牺牲战友的这条“牺牲带”，将牺牲的消息告诉战友的家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能够查清作战名称、作战地区、我方参战部队、敌方参战部队、作战结果等基本要素的主要战斗、战役共计3203个，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有370多万人。这意味着，从1921年至1949年按1万天计算，每天为革命牺牲的人超过370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家有6口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徐海东一个家族有70多人牺牲，贺龙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多达2050人……

一路苦难、一路赶考、一路拼搏。

这其中，有人坚守信念，也有人迷失信仰。一大代表的归宿，恰似一个缩影：国家主席、烈士、被判死刑的汉奸……大浪淘沙，真正留下的都是有坚定理想的人。

赤子之心，扎根人民

对于共产党员的品质，毛泽东曾有一个“松柳之喻”：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

何以能保持柳树之坚韧、松树之刚劲？重温一大召开前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党从成立之日甚至在酝酿之初，就将“人民至上”植入基因。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

这些，并不只是写在文件中的口号。

早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陈独秀就在上海一些工会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为工人大众服务。翻开这个专号，第一篇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了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陈独秀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劳动者底觉悟》，一篇是《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

尤其让人震撼的是，这本刊物中除了孙中山、蔡元培等名人题词，还有9位劳苦工人的题词，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的题词“不劳动者人类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的题词“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工人王澄波的题词“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在乎个人利益。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写道：“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命，这种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他又引“蝗虫渡河”的故事，说蝗虫一个个落水，它们的尸骸堆积成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的生命！”这也是共产党人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注脚。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

“花了五倍功夫”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和茅盾一起下决心做工人工作。因为与工人根本不熟悉，当工厂放工时，他在厂门外踩在一个箱子上向工人演讲，却没有人理睬。后来他们通过办工人夜校，教工人认字，才慢慢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

董必武从日本大学法律系毕业归国后，武汉的故旧们提供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位，他却志在办报和建校。因办学经费无着，他脱下仅有的一件皮袄，送到了当铺。彭湃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也是日本留学生，但他把自己家里的田全部分给了农民，当众把地契烧掉。

邓小平曾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也正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条道路越走越宽。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多个场合说，“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