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从1000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当时，从国歌歌词的征集启事发出到最后选定的时间是71天，最终当选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原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据史料记载，在遴选国歌的过程中，刚开始有一些人并不是很认同《义勇军进行曲》。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至少是歌词里的某些词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比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同志就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因为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欣欣向荣的，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支持直接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和反对直接选用的这两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必修改歌词，“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面对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团，一起奋斗，共克困难；面对顺境，也就是形势一片大好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决定了个体或组织、国家究竟能够走多远。

《义勇军进行曲》的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彰显了当时的遴选主体们对以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于全面抗战时期，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边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据说，这位在著名音乐剧《游览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举成名的演唱家，能用英、中、俄、法等20多种语言演唱。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在纽约用英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歌词修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会。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刻”。1978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义勇军进行曲》。转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终于又回到了原点，恢复了本来面目。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就能够体会到居安思危的胸怀、境界，体会到对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更能感受到国歌对于中国人增强凝聚力的推动作用。国歌价值在于更好地发挥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体”？例如，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共同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主观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