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为何选址广州

党成立后设中央局于上海。1922年 5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曾主张将中共中央局和党的整个工作重心迁到广州。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就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

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定要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呢？

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也是众多近代志士仁人如洪秀全、康有为等抵御外侮、反抗黑暗势力，立志变革中国，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片热土。辛亥革命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从未停止过。孙中山屡次举行的护法运动，都是以广东为基础，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的。

广州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的气息一直比较浓厚。而早在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创建时期，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应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国民党治理下的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对陈独秀的身份和政治态度，孙中山、陈炯明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对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却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很快成立，党的各项活动迅速展开。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广东掀起高潮，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各行业工会纷纷成立。而这时的中国北方还在军阀统治之下。

党的一大后，广东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最初的 9人发展到二大时的 30多人，数量仅次于上海，名列全国第二。团的组织也迅速壮大，到 1922年 3月，团员人数达 500多人，其中广州就有 400多人，并组织了佛山、肇庆、新会、东莞、蕉岭和广西梧州 6个分团。工会组织更是发展迅猛，到 1922年夏，广东的工会组织达 200多个，工会会员有 20多万人。就连一向不被关注的农民运动，在广东也展开了活动。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对共产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但没有进行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动中，两党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1922年 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两党合作领导取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通过这次合作，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共刮目相看，认为中共是有群众基础的党，“共产党在全国的力量比我们大”。同年 5月 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时热情邀请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在大会中也始终配合中共，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从此，两党有了更多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

国共两党在广州的良好关系以及共同营造出来的高涨的革命气氛，使前来考察的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对广州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增强了他们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信心。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往广州的代表利金在 1922年 5月给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就广州革命运动的状况作出了很好的评价，明确提出了“中央局迁往广州”的主张，并指明理由如下：“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利金还说：“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就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使之接受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2］

参加完党的一大后到广州进行考察和拜会孙中山的马林，为他的这次南方之行大为振奋。他承认，这是他在中国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说，在上海所看到的情景曾使他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前途感到悲观，而南方之行却使他坚信，在那里能够为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断言：“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这样，共产国际于 1922年 7月 18日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指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3］

但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革命运动掀起高潮的良好政治环境，因陈炯明的叛变一时受到很大的冲击。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通知中共中央，由于“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该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4］

1923年 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革命的形势迅速好转。首先是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和恢复，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工会组织得到重建，工人运动也重新活跃起来。其次是重新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由于指导思想上开始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对民众的革命斗争更加积极，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友好，对实现国共合作更加主动。特别是他亲自领导进行的国民党改组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彻底使国民党脱胎换骨，孙中山任用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大量的共产党员从事改组运动，吸收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基层群众的新鲜血液充实国民党。这样，在广州，国共两党的关系愈发密切，革命斗争的政治气氛愈发浓厚。

正是非常看好广州这种良好的革命氛围，第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提出将中央局迁移到广州的意见。他 1923年 5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曾问及北京代表，回答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的小会。 ”［5］大约在1923年 5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

总的来讲，广州不但是当时南方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共产党在广东有较好的发展，且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始终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当苏俄、共产国际将对华战略重心南移，正式确定孙中山为其在华合作对象，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实现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时，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党的三大以研究国共合作问题时，将会址选在广州，是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