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都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态文明”。在这些原生态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古文明，则称为“次生态文明”。如地中海东部的赫梯古文明、腓尼基古文明，是在两河流域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影响下形成的；地中海北部的迈锡尼古文明、希腊古文明，直接受到克里特古文明的影响；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古文明、日本古文明，深受中华古文明的熏陶。这些有因果关系的原生态古文明与次生态古文明形成了文明圈。世界古代史就是在这些文明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因这些文明圈的不同而交流互鉴，使世界文化多元多彩。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提出

在世界原生态古文明中，西亚两河流域最早的乌鲁克文明与北非尼罗河流域最早的涅伽达文明，都起源于距今5500年左右。而且，在几代西方学者的努力下，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先后发展的古文明都有了完整的年表，埃及古文明从前王朝—早期王朝—古王朝—中王朝—新王朝等相继发展的古文明也有了完整的年表。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史完整年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步建立的。

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凡谈到中华文明史，都强调五千“多”年。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随便加的，而是经历了历代学者的艰辛求证，来之不易。

从太史公《史记》说起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他写《史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述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心至今令人感动，其“鉴往知来”的原则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从年代学角度考察，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由公元前100年往上逐年推排具体的历史年代，只能排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再往上的《三代史表》，便只有世系而无具体年代了。至于公元前100年之后的年代则有《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完整的记载。因此，公元前841年加上公元后的2021年，总共只有2862年。也就是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还有前段两千多年的数据不明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早期文明发展两个阶段。过去，在《中国通史》《辞海》《新华字典》所附录的“年表”中，有关这两段文明史的年代均不详细，这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把握。

学术史上的艰难探索

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一直在探索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研究年代学的方法也一直在创新发展。

司马迁的年代学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中的年代资料作排比推算，我们可称之为文献年代学研究。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假如某段王年资料失传，那么相关的年代就无法确定。有鉴于此，西汉刘歆在《三统历》《世经》中就另创天文学年代推算，即利用天象来确定年代。这就解决了没有直接王年资料的年代问题。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刘恕的《通览前编》等，则继续“天文年代学研究”的方法，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一些年代作了进一步调整与补充。

由于文献年代学研究与天文年代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传世文献资料基础上的，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学者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古史及相关年代曾经一度表示怀疑。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等先生仍继续从事“古史新证”工作。

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著名论文，利用河南安阳新出甲骨文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大致可靠，其中小有差误，亦可据甲骨文而得以纠正。到1925年，王国维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其讲义《古史新证》进一步利用青铜铭文资料推断《史记·夏本纪》所载的世系亦大致可靠。王国维开创了利用地下出土文字资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古史研究新方法，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中华文明史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王国维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利用甲骨文中的天文资料研究殷商王年。如甲骨学家董作宾于1930年代作《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谱》等；同时期的天文学家刘朝阳作有《殷历质疑》《殷末周初日月食考》等。这些可称之为“甲骨文年代学研究”。

新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也往往记载有王年、月相、干支等资料。于是学者据此推断商周年代。如刘师培发表《周代吉金月考》，吴其昌出版《金文历朔疏证》，其后又有丁啸《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等，是为“青铜铭文年代学研究”。

以上研究，都对文明史年代探究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学者强烈的民族情怀与高度的学术责任心，值得我们敬重。

现代考古学迎来了年代学研究新曙光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例如，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出土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而相关的地层又可以取样作碳14测年。如果据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算的年月数据与碳14年代数据相吻合，那么其年代结论就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迎来了大发现时代。我们不仅发现了夏商周三代王权都城、宫殿遗址，以及相对应的诸侯方国都邑遗址，而且还有系统完整的佐证资料。司马迁《史记》所载夏商周三代的王权世系，不仅有了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的佐证，而且还可以落实到具体的都城遗址及其测年数据之中。

过去，疑古学者认为五帝时代是神话传说，虚无不可靠。而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据神话学理论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王国维之后，蒙文通作《古史甄微》、徐旭生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进一步论证了五帝时代的“历史素地”。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更使得五帝时代的部族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有了对应分析的可能。

就这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已获得了科学系统的认识。即在五帝时代，中华文明从各区域同时独立并起，多线发展，相互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并表现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前十五年，国家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先后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首先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两个阶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进行多学科论证，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夏代：前2070年—前1600年

商代：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这是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对商代后期与整个西周的每位王年作了排定，如，商王武丁为前1250年—前1192年，西周武王为前1046年—前1043年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也作出了如下推断：

前3800年—前3300年：古国时代的初期，文明萌芽

前3300年—前2500年：古国时代的早期，文明起源

前2500年—前2000年：古国时代的晚期，文明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每个年代学结论的提出，都是多线索、多材料合证的结果。例如，西周王年的论证既有金文历谱的线索，又有青铜器形制、花纹演变的依据，还有地层学、科技测年的支撑；有文献学可信性的印证，更有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天文推算。中华文明史的年代学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

深远的意义

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文明史年代空白，现在终于补上了。中华文明史，如果从文明起源早期的前3300年算起，距今已有5300年了；如果从文明萌芽的前3800年算起，则距今已有5800年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的科学依据，这是中国人民向世界的宣告。

科学论证、庄严宣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意义是深远的。从学术史角度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论证，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让世人信服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一系列规律，建构中华文明的“三大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世界上几个原生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同样具有起源的早期性；而且，中华文明是几个原生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