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党报党刊是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党报党刊的重要作用。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即将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围绕“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成为他在抗战时期就党的建设问题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著作。

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不难发现，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党的建设并亲自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一是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调整其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集团将其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在这种极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党的组织。

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建设任务十分迫切。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数量大幅增加，但同时，党员成分和思想状况也复杂起来，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毛泽东总结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三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进行了18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挫折。及时对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对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加之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使毛泽东能够全面回顾党的历史，“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坚持问题导向，是毛泽东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曾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思维方法，对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结合中国自身实际推进党的建设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出过许多精彩的论述。抗战时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列宁的《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及斯大林的《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都是这一时期经常被用来阐释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文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并没有刻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学说中引经据典，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而是把视角投向了中国自身，通过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去思考“怎样建设我们的党”。

（一）党的建设要结合中国革命历史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斗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但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愈发认识到，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所面临的斗争环境也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叙述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只是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直接将苏共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机械地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应对中国革命复杂局面的。中国共产党亟待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新党的建设理论，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革命形势。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对于历史，“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提出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方法，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是他运用历史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体现。

所谓历史思维，是指思考问题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以达到总结历史规律、理性分析现实、探寻未来发展的目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处处可见历史思维。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割裂历史看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寻找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办法，是因为他从历史中看到了中国革命斗争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苏联的特点，否认这种特点，机械地搬用别国经验，是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于这些特点，推进党的建设，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全面看待党史上的胜利与失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此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运用历史思维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对党领导开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历程分别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梳理，按照党在不同时期的斗争对象和主要任务，对革命阶段进行了划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并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取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不同阶段所表现的政治立场、态度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总结出中国革命的规律。

可以说，毛泽东注重把党的建设同中国革命历史相结合，为我们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历史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政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历史趋势的把握中明确方向、开拓未来。

（二）党的建设要结合中国现实国情

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完成，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外国输出革命和外国的援助。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和消极的，也并非只有苏联革命才具有世界意义，中国革命同样具有世界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笃定，来源于他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把握，这也为他提出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多次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中国当时的这种国情，规定了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这种“特殊性”，也衍生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只有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进程。毛泽东指出：“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

因此，推进党的建设，不能把思想局限在书斋阁楼里，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经验里，而应该从中国自身出发，善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并深刻剖析中国现实国情，主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的：“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在党的建设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