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无论在理论维度,还是在实践维度,都应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和要求。从理论逻辑来看，它以忧患意识为意识支撑，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风险社会为现实指向，以有守有为为价值取向。从实践逻辑来看，树立底线思维要求对突破底线的风险和代价进行考量，守住底线；树立忧患意识，实现风险研判工作的常态化；以制度优势防范和化解风险。

关键词：底线思维；理论逻辑；应用逻辑；风险防控；

底线思维源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古人云，“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这是古人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体现。树立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如何防控风险、守住底线、追求高线，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

一、党坚持底线思维的传统和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用到底线思维，说明了底线思维的重要性。把底线思维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贯彻底线思维的要求，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坚持底线思维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否则，就很难做到坚定自觉。

（一）善用底线思维是党的传统和优势

在众多的“历史合力”中，善用底线思维是极为重要的一“力”。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善用底线思维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许多重要启迪。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胜之际，面对“大好形势”，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这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案例。1947年3月29日，面对胡宗南部的步步紧逼，以及马鸿宾、马步芳、邓宝珊的三面合围之势，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将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这是基于底线思维启动的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1987年3月3日，在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邓小平风趣幽默地讲：“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¹“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底线所在，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案例还有很多。认真剖析这些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精神特征，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想到好的和坏的可能，并且多从坏处着想，把困难想充分。毛泽东说：“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²他提出，“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不利情况。”³在把困难估计充分的基础上，做好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或者降低风险造成的破坏程度。

（二）树立底线思维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原则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稳中求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基调。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从单点试验到全面推进，就是在尚缺乏改革经验的情势下以稳求进的工作思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沿海、沿江、延边开放，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从经济特区的设立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港的设立，等等，都是改革开放稳中求进的典型案例。当前，在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稳中求进是党和国家工作的总基调。

坚持底线思维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原则要求。把握好“稳”与“进”的关系，即“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⁴，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强化风险意识，着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否则，就可能犯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错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就曾发生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急躁冒进的错误，不仅不能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反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停滞不前。

（三）树立底线思维是应对众多风险挑战的迫切要求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险，要应对风险，首先要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1956年，毛泽东花了43天的时间，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总结出要解决好的“十大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可能面临的矛盾、风险的预估和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社会更是一个风险社会。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是当今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按照学界的说法，中国是“共时性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并存。⁵

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依然存在重大风险，要求全党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⁶我国发展虽然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⁷当前，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各种威胁和挑战出现日益明显的联动效应。面对如此多面的问题和风险，坚持底线思维是应对众多风险挑战，切实做好各项工作的迫切需要。

（四）树立底线思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

底线思维是一种以底线为导向的思维方法和心态，它要求做最坏的打算，追求最好的结果。历史证明，无论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重大的转型期，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等，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把困难想充分，把准备工作做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就。

1927年国民党悍然对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制造了一片白色恐怖。此时，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寻求发展才是上策，但是党内却弥漫着冒险的“左”倾错误，对风险和困难估计不足，盲目攻打大城市，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⁸。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树立底线思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正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虽然形势向好，但是困难也很多。如不能坚持底线思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预期实现。因此，坚持底线思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保持充分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攻坚拔寨，勇闯关隘。这个时候，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二、底线思维的理论逻辑

什么是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⁹底线思维要求突出问题意识，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全面地分析每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妥善解决问题。底线思维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但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

（一）底线思维的意识支撑：忧患意识

任何思维方式，都有其意识支撑。底线思维的核心要义是做好提前预判和提前准备，背后是以忧患意识为支撑的。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天命”，面对“历史 周期律”，总是基于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主动去分析万物兴衰变易的规律，找到应对风险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共产党每一次化险为夷，无不与深怀忧患意识密切相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敢想、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魄力，冲破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和羁绊，唤起了整个中国干事创业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激情主要源自忧患意识，改革开放就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忧患意识是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警示意识和自我审视意识。因此，忧患意识既不同于杞人忧天，也不同于庸人自扰，而是基于责任和担当而产生的高度自觉性，属于前瞻性和进取性的意识。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麻痹松懈情绪，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制定了六条没有写进决议里的规定：一、不做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¹⁰“六条规定”简单明了，既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自觉，又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实践的深刻感悟，更源于对即将走向全国执政的深深的忧思。以忧患意识为支撑的底线思维，理应是一种积极的战略性思维，不局限于把困难想充分，而是在意识到困难的基础上，对困难和风险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好准备工作。

（二）底线思维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底线思维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智慧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为底线思维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矛盾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与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形态。量变到质变有一个临界值和关节点，一旦量变突破这个临界值，达到质变的关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底线思维中的底线就是量变到质变的那个临界值和关节点。根据矛盾对立统一的原理，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改革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者有了问题不敢正视问题，当问题突破了临界点，就会朝消极或恶化的方向发展。树立底线思维，则是形势有利时，善于看到潜伏着的不利因素，做好应对不利因素的准备；形势不利时，善于把握蕴藏着的转机，坚定扭转不利局面的信心。这是底线思维把握矛盾对立统一的科学态度。另外，底线思维正视客观性和风险的存在，在客观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面前，不消极，不悲观，不抱怨，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因此，底线本身并不是底线思维的主旨核心，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追求一条高线才是底线思维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底线思维的现实指向：风险社会

预估社会存在的风险，把困难尽量想充分，是底线思维最基本的含义。“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随时可能为革命流血牺牲。为了减少牺牲，毛泽东很早便着眼于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为军队划清了底线。1945年9月28日，在重庆谈判之际，毛泽东在对谈判的结果进行充分考量的基础上，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了《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指出“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¹¹。同一天，新四军第三师主力4个旅和3个特务团3.5万余人，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和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的率领下，从苏北启程，加入了10万大军创建东北根据地的行列。事实证明，这一指示和行动充分估计到了抗战胜利后的战争风险，对未来东北战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党在革命时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底线思维，从容应对重大挑战、克服重大危机、化解重大风险，才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底线思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底线思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层面的东西，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底线思维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即大量客观存在的社会风险。为什么每个时代都需要树立底线思维？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风险。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各类风险和安全隐患，只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才能科学把握防控风险、治理风险的规律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底线思维的价值取向：有守有为

底线与底线思维有密切联系，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底线仅仅是底线思维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不可跨越的底线。而底线思维则是一种系统性、战略性思维，它不仅划出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且要分析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风险和挑战，并在预判的基础上防患于未然，实现风险坦途、挑战机遇的转变，坚定信心、掌握主动，追求系统的最佳结果。面对战争敌众我寡的局面，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的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¹²这句话鲜明地传达了一种信息：底线思维不是一种消极、被动防范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要求仅仅守住底线而无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风险依然没有解除，战略布局问题长期困扰着毛泽东。他主张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逐年搞一些地下工厂、地下铁道等。1964年7月2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插话说：“有人说怕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吗？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¹³有备无患，以战止战的思想和做法，正是毛泽东运用底线思维的生动表现。

底线思维作为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是“守”和“为”的辩证统一。“守”是为了更好地“为”，而“为”才能更好地“守”。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¹⁴所谓真老虎，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实力很强；所谓“吃人”，可理解为风险和困难；而所谓纸老虎，可以理解为只要做好准备工作，真老虎也可以战胜，从而变为纸老虎。因此，底线思维不是一种单纯的边界思维。明确边界是什么，边界在哪里，超越边界有什么危害等问题，只是底线思维的一个方面。而要真正掌握防控和化解风险的主动权，必须主动出击，做到有守有为，将底线思维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三、底线思维的实践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底线思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蕴含了鲜明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同时，底线思维是一种有守有为的思想方法，不能仅把底线思维理解为守住某种边界，如此，底线思维就成为一种消极的思维，反映在工作、学习或生活中，只是被动地守住边界，不触犯底线。秉持这种理解有可能会使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因担心触犯底线而变得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墨守成规，丧失做事的闯劲和动力。这样一种理论逻辑，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应遵循相应的实践逻辑：清晰地划出底线，并守住底线；树立忧患意识，科学地分析和研判风险；利用制度优势，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一）守住底线：考量突破底线的风险

种种底线，虽然具体形态和标准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主体依据自身利益、情感、道义、法律所设定的不可跨越的临界线、临界点或临界域。一旦跨越了，主体的态度、立场和决策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可以接受，变成不可以接受。¹⁵因此，底线首先是指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和警戒线，也是一个做事或者行动的限制范围和约束框架。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出现行为主体无法接受或者没有能力承受的坏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这个底线就是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¹⁶干部群众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应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方能保证在“安全区域”内“驾驶”。法律就好比高压线，不能触碰，不容挑战。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员干部，都要明确做事的法律底线，切勿以身试法。党规党纪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是管党治党的尺子，是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不断完善，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让触犯党纪的党员干部无所遁形。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必须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顶层设计，执行力就变成了改革的关键一环，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再好的顶层设计也没有效果。党员干部在政策执行问题上，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将政策贯彻落实好，结合实际转化为明确的行动，决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善恶羞耻之心。因此，对人的最基本评价标准就是他的道德底线。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德是官之根本。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往往是从党员干部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有更深厚的基础。”¹⁷因此，治理党内政治生态，首先要从教育和约束党员干部守住道德底线开始。在为官过程中，领导干部要经常自省，严于律己，多从中国务实、为民、清廉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为什么很多领导干部明知纪律底线还一再触犯底线，大概是侥幸心理作祟。而这种心理的产生，毫无疑问是对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风险以及党自我革新的勇气缺少一些考量和判断，尤其是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已经丧失了作为人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判断意识。为什么很多党员干部在中央三令五申时依然奉行GDP至上，大概是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矛盾的恶化以及经济下行的风险和压力缺少必要的分析和判断。就沿海地区来说，为什么台风可以做到精准预报，相应的预案也已经启动，还会有一些生命损失呢？就是个体层面防灾意识的薄弱所导致，在台风来临之际，仍然带有侥幸心理。因此，能不能守住底线，首先要对突破底线的风险和代价有一些基本的考量。

正衣冠，离不开镜子。对突破底线的风险进行考量，可以尝试利用好两面镜子，即先进典型和反面典型，这“两面镜子”对于党员干部守住底线来说，皆有用处。以先进典型为镜，可以发现不足，找出差距，照出努力的方向和路径；以反面典型为镜，可以认清危害，吸取教训，以前车之鉴避免后车之覆。党员干部要学会用好两面镜子，发挥好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特别是要以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出深刻总结反思，认清严重违纪违法对党的形象的巨大危害，认清反面典型所作所为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和付出的沉痛代价，从理想信念、纪律规矩、党性原则等方面剖析根源、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二）预知风险：分析和研判常态化

对形势进行有效的、经常化的分析研判，是坚持底线思维和预知风险的前提条件。所谓“形势”，即“形”和“势”，“形”是指现在，“势”是指未来。只关注眼前，不看未来，在很多工作中是无法坚守底线的。分析研判工作常态化还是在大是大非面前、重大风险面前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前提。比如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曾对革命的前途发生过悲观失望的情绪，质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¹⁸，分析了革命的有利条件。“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因为相信才看得更远。这份自信是从哪里来的？是基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对形势的研判分析中来的。因此，党员干部要多学理论，多积累经验，把分析研判工作常态化，不要人云亦云，从而在不确定性面前保持一份定力和清醒。

做好分析研判工作，要坚持“两点论”。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¹⁹2012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也指出，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充分肯定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²⁰底线思维蕴含了辩证法的思想，树立底线思维首先要找出“底线”和“高线”，坚持“两点论”，明确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也进行了“两点论”的分析。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²¹因此，他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做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扣紧廉洁自律的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党员干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着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底线思维守底线、追高线的生动合体。

底线思维能力，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²²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运用底线思维时，也要坚持“两点论”，既看到困难和风险所在，也要认真做好准备，奋力追求好的结果，善于转危为机。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当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6.5%，第一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为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具体数字。这样一个有弹性的空间，首先充分预估到了未来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释放了更强力度的改革开放信号，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追求经济发展的高线，比如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允许更多领域外商独资经营、推行制度性开放，等等。在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上，党员干部也要善用底线思维，坚持“两点论”，在不触碰红线的同时，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三）防范和化解风险：充分运用制度优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国内、国际、经济社会领域、自然界的风险无处不在。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风险，一般可以分为可控风险和不可控风险。前者主要指利用现实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现有科技水平和手段能够认识和驾驭的风险，包括社会科学视阈内的大多数社会性风险和部分自然界风险。后者即那些超越人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把握处理能力之外的风险，包括部分社会性风险和多数自然界风险。根本而言，风险防控是抑制和化解潜在危险的积聚集合、加重升级，使潜在风险不成为现实风险，确保不会引发现实危害或带来现实恶果。²³重大事故的发生，往往是对潜在性风险毫无觉察，或是麻木不仁，结果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

面对可控或者不可控风险，仅靠人的主观自觉无法有效防止潜在风险向现实风险的转化，人总会有打盹和麻木的时候。只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风险防控工作日常化、精细化。研判工作是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组织部门要经常分析、研究、评判领导班子。如果组织部门不建立相应的研判制度，“带病提拔”的问题就难以杜绝。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²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²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大显著优势，体现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同时，又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方向、要求，体现了高度的制度自觉，是国家治理进入制度维度的重要标志。坚持底线思维，理应发挥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近些年来，有些地区经济密度不断增大，但是因灾造成的损失并没有随之增大，主要归功于以“预案”为主要内容的防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就反腐败斗争来说，腐败的存量在不断减少，得益于腐败增量的降低，得益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的建立。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社会矛盾。这样一些矛盾在转型期集中爆发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稍有不慎，矛盾就会恶化为群体性事件，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风险所在。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存在较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可以通过防控机制降低风险，如果防控机制到位，社会风险甚至可以避免。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把解决矛盾的环节前移，注重预防和事前对矛盾的疏解，对于防控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已经为防控社会风险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阐释，党员干部应认真研读这篇经典著作，在实际工作中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颠倒解决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

提高风险的防控能力，要建立和完善严密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这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风险研判制度体系、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体系、风险防控协同制度体系、风险防控责任制度体系，等等。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形成严丝合缝的制度体系，由于各类风险的复杂程度高，仅靠某一项单一的制度，无法有效防止风险发生或者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可怕。邓小平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²⁶因此，在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制度体系的同时，必须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这样才能真正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0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

4《习近平谈“稳中求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2月28日。

5(1)金灿荣：《影响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主客观因素》，《北京日报》2015年1月26日。

6(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7(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8(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

9(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

10(1)邢浩：《毛泽东立规矩不做寿不送礼》，《人民日报》2016年9月20日。

11(1)《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31页。

1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13(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43~244页。

14(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5页。

15(1)张国祚：《谈谈“底线思维”》，《求是》2013年第19期。

16(2)孔令晶：《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中国组织人事报》2016年4月18日。

17(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2页。

18(1)即写于1930年1月5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19(2)《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7日。

20(1)《习近平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日报》2012年12月11日。

21(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2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

23(4)邱霈恩：《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健全风险防控机制》上，《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2月19日。

2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5(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6(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