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资本与防范风险：数字文明建构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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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7 15:10:25 探索. 2023(06) 姜淑娟字号【大中小】

摘要：资本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端性力量，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驱动要素。习近平关于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框架内的数字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实现了我国数字文明话语体系对“资本主义+资本”文明范式的超越，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驾驭资本风险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新方案。目前，两个大局交织凸显资本融入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从文明与资本复杂关联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其有机统一出发，全面理解和科学把握资本对人类文明的双重效应，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利用资本与防范风险的前提性探索。当下，我国数字文明建设面临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垄断风险、数字治理中资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全新侵染风险、数字技术发展中的数字极权化风险以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数字霸权风险。对此，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要勇于彰显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不断筑牢驾驭数字资本的制度保障以防范资本垄断风险，强化“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系统布局以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对数字资本理性进行人文价值赋能以防范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抵御数字霸权挑战风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作为数字时代文明建构的优势制度方案，推进根本异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进程。

关键词：数字文明；数字资本；资本风险；风险防范；数字命运共同体；

数字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系列深刻变革，极大拓展了人类文明进步空间。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引领数字文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情境和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中推进数字文明建设，亟须牢固树立资本利用的创新意识和风险防范的问题意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219在辨明两个大局交织背景下资本融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紧迫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利用资本推动数字文明建设潜在风险的认识，能为化解多重风险挑战、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数字文明发展提供深刻洞识。

1、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习近平在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205，此后，学界围绕数字文明建设问题展开了多元多维的探讨，主要涉及数字文明的内涵和重大意义、数字文明建设与资本利用问题的关联、数字文明建设的可行策略等方面。

1.1 阐释数字文明的内涵与意义

学界关于数字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和核心内涵的理论研究，实质是对习近平关于数字文明建设重要论断的学理性解读以及我国开展数字文明建设何以必要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回应。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地释放了信息生产活力，对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文明样态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数字文明建设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力量^[2]。对数字文明概念的阐发，学界有狭义与广义、横向与纵向不同层次的界定，狭义的数字文明即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成就和福祉，广义的数字文明则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生成的一种复合文明形态^[3]。少数学者对数字文明内涵的界定聚焦其社会主义属性，认为我国数字文明是技术向度与价值向度的统一^[4]，具有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向，全面富裕、全民富裕、共建共享是我国数字文明道路的应有之义^[5]。习近平强调，要推动“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205，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明是数字技术推动下有别于工业文明的人类发展新进程，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主张，本质上是异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的文明形态。这便敦促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直面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种种风险，追问数字文明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和价值意蕴。

1.2 解析资本与数字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

当今时代数字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资本与我国数字文明发展的耦合性研究集中于三大层面。一是对资本与现代文明演进的辩证关系研究。相关学者通常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资本对文明演进具有双重效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影响^[5]。二是对资本逻辑统摄导致文明困境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对资本尤其是数字资本以多面向的否定性批判为主，普遍认为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数字文明日益演变为一种野蛮的“反文明”力量。有学者对数字经济平台利用数据收集、聚合的差异优势获取市场垄断地位的风险展开阐发^[6],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数字帝国主义风险并进行学术探讨^[7]，另有学者对算法权力、数字劳动异化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8]。国外对数字化与资本的关联性批判包括肖莎娜·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批判、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批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等。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发展实质，无疑是进一步探究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防范资本风险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基础。然而也要看到，现有研究聚焦资本主义数字文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促推文明进程等积极向度的观涉。三是对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利用资本文明面的可能性研究。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而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释放数字资本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再简单地重复或追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而是主动寻求新的、更为合理的数字文明发展模式^[10]。上述对资本与文明内在关联的学术性探讨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也激活了对资本文明效应聚焦研究的现实需要。

1.3 探索数字文明的建构路径

学界对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路径的探索通常关联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数字文明建设不仅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革命力量，还要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文明弊端，着力构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样态^[11]。在这个过程中，要着力消解数字被资本权力占有和控制的隐患，积极发挥平等、共享的公有制制度优势；警惕资本权力借助数字化加重剥削劳动主体，以数字共建共享保障人民的主体性权利；在驾驭资本中积极推进数字文明发展，与世界一道共建数字经济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学界目前初步关注我国资本驾驭问题，但对文明视域下的数字资本利用和风险防控问题的探究有待系统性深化。实现资本的有序化发展必须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目前，学界有从政治逻辑研究资本驾驭问题^[12],还有学者厘析中国共产党驾驭私人资本的百年图景和历史经验，认为中西方文明在利用资本维度时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妥善对待和处理资本，在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文明观^[12]。事实上，数字资本既具有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和逻辑，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机制和表现，作为资本的最新形态，数字资本也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推进力量。这决定了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必须聚焦数字资本的特殊性，完成从资本运行逻辑到数字资本运行逻辑的切换，形成对数字资本本身风险生成逻辑和表现形式的理论透视，从而提炼具有数字时代特色的资本驾驭方式。

综上，现有研究为数字文明建设的学理探讨奠定了多层面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应被聚焦审视却未被系统明辨的关键问题。其一，对资本与文明关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较为深入，却仍需对社会主义文明利用资本的必要性这一前置性问题的阐发开展进一步的开拓性补充。其二，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与资本的同质化关联和否定性批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裹挟了对数字要素社会主义利用方式研究的勃兴。其三，对数字文明的阐发多从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性视角展开，在某种程度上隐遁了对数字文明内涵的社会主义属性考察。其四，针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如何驾驭资本的研究有待补强创新性，以彰显数字文明建设中资本风险防范研究的时代意义。可见，目前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与经验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对数字时代资本要素特殊性的关注和将资本置于文明形态建构层面予以审视的理论考察尚付阙如。为此，立足现有的学术阐发基础，重点聚焦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层面的资本风险防范和驾驭维度，尝试辩证看待资本文明面和野蛮面，进而围绕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性质以及为什么要利用数字资本、如何利用数字资本等问题展开学术探索和努力具有重要意义。

2、两个大局交织下资本融入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数字技术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人类文明样态快速裂变。“资本主义+资本”的文明范式和制度安排不再有能力把握和处理世界难题。面对数字化浪潮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危局的双重冲击，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推进中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为此，必须从文明与资本复杂关联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其有机统一出发，全面理解资本的双重效应尤其是文明效应，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为利用资本的原则性底线，方能科学认识资本融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及其难题所在。

2.1 清醒认识资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双刃剑”效应

现代文明本质上与资本及其承载的意义紧密关联，故围绕文明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亦是在审视资本的功过是非。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具有自觉追求价值增殖的“非正义性”和非自觉创造人类文明的“正义性”。

一方面，资本在快速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等多方面的“野蛮”效应。数字化时代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13]241,深入挖掘数字资本风险有助于充分开显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自反性”^[14]和内在悖论。从人的层面来看，资本依存于劳动和劳动创造，即人的发展，又依赖于组织社会生产要素剥削劳动者，即规制人的发展，形成“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5]175；从生产力层面来看，资本既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解域化”，又使得技术发展“再结域化^”[16]157，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将生产力辖制于抽象统治的政治经济统摄，造成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从政治解放层面来看，资本发展既以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消解封建落后的等级观念对主体的束缚，又开启了奠基于权力支配结构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成“民主资本主义”^[17]100特有的冲突；从全球化层面来看，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和地域的封闭限制，通过开辟世界历史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前提，又造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明的激烈冲突。如此资本运行的矛盾逻辑必然导致多维文明悖论，激化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物质生产与自然生态等多方面的二元对立。

另一方面，资本作为推动现代文明发端的“普照的光”，又被马克思称为“伟大的文明”，充分彰显了资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驱动力量。当下，资本通过介入数字时代的经济运行和技术发展，借助现代技术等快速进步的对象化劳动力量，再次凸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文明效应。立足目前的世界历史情势，可以说资本仍然是推进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角色，我国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必然离不开资本融入其中。对此，马克思早已前瞻性地做出预测，认为即使未来新的社会形态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仍需继续进行资本生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8]499。可见，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性制度安排下亦可借助资本的作用发展生产力，彰显资本文明的一面。文明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文明”作为有具体所指的名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商业贸易是使国家文明化的重要方式^[19]94。而在马克思的理论境域中，文明亦通常用来指称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常将“现代文明”与“资产阶级文明”或“文明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等交替使用，并用“文明战争”代指资产阶级国家发动的战争，用“文明时代”指称资本主义时代。如马克思认为“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15]532。又如，马克思指出“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15]444。马克思在诸多此类阐发的基础上断言了资本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共时性和紧密关联，认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20]115。可以说，无论从理论视角还是历史实践来看，资本都是推动现代文明发端的基本性力量。目前，学界对数字资本进行了多层面的批判，对国外资本批判理论亦进行了丰富的引介，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必须聚焦“红灯”问题提供了理论启示，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巨大文明性效应的把握。只有全面识别资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双重效应，尤其是挖掘其积极效应，才能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数字文明为什么不仅可以利用资本，而且必须将资本融入其中，才能推动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框架。

2.2 毫不动摇利用资本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数字技术进步驱动人类文明转型已成普遍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建设话语和实践，必须正视资本主导全球化发展以及资本“文明”与“野蛮”双重效应交织的现实情势，聚焦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激活资本要素积极效应的问题，并对数字资本的可能风险做出前瞻性研判，让数字资本切实服务于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大局。

目前，作为资本集中主体的数字化产业主要是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两大领域。数据资源领域的核心业态包括数据挖掘、存储、分析、交易等，数字技术领域则指向软件开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两大领域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板块，在数字资本的加持下获得迅速成长，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文明样态建构的核心动力。《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我国拥有最为庞大的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以9.6%的增长速度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1]²¹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各类资本争相抢滩布局，催生了互联网金融资本、平台资本等诸多新的资本形态。数字时代的资本既有资本的一般性特征和逻辑，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机制和表现，在活跃社会经济发展活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同时，数字资本的新投资领域和运作方式极易衍生超常规发展手段，引致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导致市场垄断风险、数据隐私问题、社会不平等现象丛生，不仅会对个体消费者和市场竞争产生负面效应，甚至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损害经济秩序、经济公平乃至冲击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从国际上看，部分国家的垄断资本通过自身所掌握的数据资源，对数据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数据渗透和数字产品倾销，导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重争端。市场垄断建立在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之上，用户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被运用于广告定位和市场推广，隐私安全和数据滥用问题引发诸多担忧。缺乏有力约束的数字资本逻辑亦在不断加剧“数字鸿沟”问题，带来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同时也使得缺乏数字技能的人面临更大的就业风险，从而导致资本逻辑挤压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逻辑等重大难题。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我国数字文明建构的根本原则性框架，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合理运用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等诸多文明要素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深化对于资本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和驾驭资本，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从被动卷入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图景到主动改造资本、运用资本的伟大历程，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妥善对待和处理资本利用问题，在驾驭与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探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资本利用和风险驾驭经验。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明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文明论话语并运用于数字时代的结果，本质上是超越资产阶级文明，从而探索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本质的资本利用方案。

3、利用资本推动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潜在风险

资本仍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角色，就我国数字文明建设而言，亟须探索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本质的资本利用和驾驭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要识别和力避资本潜在风险，就需要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性风险的讨论与数字资本特殊性风险的分析相结合，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与现实风险情势考察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方能明辨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政府治理和全球发展中衍生的历史性风险与挑战，确定设置数字资本发展“红灯”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从而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数字资本对文明内在结构和发展进路的操纵。

3.1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面临资本垄断风险

数字经济是数字文明建构中的基础性驱动引擎。要全面把握数字经济的革命性、系统性、全局性影响，必须站在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发展和文明创生衍化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审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土地资源等优势要素，一度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源和土地成本大幅提高等问题，亟须新的经济发展要素驱动。随着世界阔步迈向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在这种时代变局之下，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21]247数字经济带来的极大便利渗透入日常生产生活，影响着传统经济活动的革新。其中，数字平台的兴起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共性现象，凭借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升级，大批数字平台企业迅速崛起并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成为数字经济中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单元。

马克思曾深入揭示资本无限扩张的逐利逻辑必然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问题，认为资本的垄断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从而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事实上，新兴数字资本平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垄断风险及相应的监管难题。平台资本的垄断性运作不符合公平发展的价值理念，不利于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高效配置，还可能会冲击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良性运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与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深入总结平台经济领域打击资本无序扩张的相关案例经验，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严格的反垄断监管并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习近平强调：“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2]然而也要看到，市场发展往往先于制度规范。当下数字平台能够借助抓取数字劳动所生成的海量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将海量剩余数据转化成可量化的一般数据，进而强势分割实体企业的大量利润，挤压着实体企业生存空间。同时，数字平台借助数据优势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资本的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网络效应、寡头竞争等特征，使得垄断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竞争环境并抑制不同主体创新活力，阻碍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迅速研判垄断问题并及时更新相应监管机制依然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3.2 数字治理现代化伴随资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全新侵染风险

政治文明是数字文明的重要显现面相。数字化革命不仅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也在不断解构和重构政府治理生态，推动治理模式发生颠覆性变革。现代社会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实现高度互联，使政府面临全新的社会治理场景、治理技术和治理对象，公共治理范式亟需突破旧有框架和结构，实现转换与重塑。一方面，政府部门掌握着构成社会治理基础的海量原始数据，通过普适计算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和统一管理，能够推动政府治理在市场调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加智慧智能，从而变革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运行形态，优化政府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取决于‘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23]368。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建构的我国数字文明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数字文明，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由社会主义的内在意蕴及本质规定所涵纳。

政治意识形态是呈现思想逻辑、表达文明状况、形塑行为规范的力量，随着全球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话语资源日益多样和复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早已揭示了资本逻辑对政治文明的渗透风险。数字时代，经过数字资本平台生产加工的一般数据，绝不是关于物性对象和人性活动的具象还原和客观再现，而是将反映对象属性和活动逻辑的信息结构置于资本抽象统治滤镜中的精炼，深度还原着现实社会中的市场权力关系和经济运行体系。如此，数字资本通过算法理性的形而上学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试图僭越政治边界乃至重塑现代文明的价值图景，甚至出现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冲击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和治理方案的潜在风险，形成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驾驭数字资本的重大安全挑战。

3.3 数字技术发展凸显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

数字技术是数字文明建设中的关键支撑力量和活跃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文明建设离不开数字技术变革支撑。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文明强国”^[24]202。基于此，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21]493

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林林总总的传统行业经过“互联网+”的技术渗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数字化呈现方式和交互式多媒体服务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福祉。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必须区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因为后者必然罹致资本逻辑碾压人的发展逻辑的境况。在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下，数字资本平台也通过大数据圈占将不同个人和群体转化为虚拟空间的“数字主体”,导致人们愈发困顿于数字极权化的潜在牢笼。从数字资本运作机制来看，作为民主主体，大数据能够反映集体无意识，不仅能通过统一的“视觉机器”施行顺从既有权力结构的规训，还能把“政治人”变成“透明政治人”,从而带来犬儒主义生存与民主失真风险；作为消费主体，数据算法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力量并巧妙实现着对消费者的意识再造与需求重塑；作为劳动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劳动零工幽灵式地分散于全球空间，成为数字资本和对象化智能物对立面的弱小主体，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25]158。算法与资本共谋是资本在数字时代全新的结构性运作框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巧妙侵入主体并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无意识控制，带来人类生存自主被数字极权运作吞噬的风险。人与数字技术关系的深刻改变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体系下的普遍情势，我国能否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对数字资本“独裁”现象进行有效制约，直接关乎人的生存境况和现实的发展，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需予以高度重视的领域。

3.4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经受数字霸权挑战风险

数字文明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改变着经济范式、治理模式与技术样态的同时，也遭遇着数字霸权主义的挑战，反映在文明层面则是将人类文明进行高低不同的差序排列，并按照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文明标准”制造出文明与野蛮、西方与非西方等的对立性结构，造成“中心—边缘”的文明分裂机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焦虑正进一步加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使得数字资本风险搅动下的“文明冲突论”牵一发而动全身，呈现更加复杂化的危机态势和文明焦虑。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基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科学判断，站在数字文明发展高度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意在搭建维护国家疆域安全、实现国家间交流互联的网络平台。早在2015年，习近平便提出“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4]534，在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中再次重申国际社会“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26]。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势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然面临与数字帝国主义的严峻交锋。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对于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的殖民结构，他写到，“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7]690。当下，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性借助数字技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在数字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传统殖民者打着传播西方先进文明的旗号，数字帝国主义则以互联互通、智能共享为幌子，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垄断和数据圈地等在数字生产、数字分发、数字消费各环节中，建立了垄断性的数字平台，以期构建全球化的数字殖民体系并实现对他国数字殖民的长期化和稳固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根本异质于二元对立下的野蛮殖民和文明结构，如此不同文明理念的较量也形成我国数字文明建设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要面临的风险挑战。

综上，我国数字文明建设指向在数字技术革命加持下数字化生产方式、治理范式和社会需求等多层面的进步趋向，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数字文明发展的重要要素，使得各类矛盾张力内嵌于我国数字化结构和发展节奏中，形成数字文明建设利用资本过程中的多重风险性因素。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数字资本在一般资本逻辑基础上于当下展现出更加强烈的支配性、吸纳性和扩张性，不仅形塑了现代经济生产关系和数字生活样态，而且呈现出向政治社会领域扩张的内在趋势，试图打造全球范围内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与支配关系，导致多重现代文明发展危机。对此，习近平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217可以说，人类亟须新的文明形态框架以有效利用和驾驭数字资本并防范各类文明层面的风险挑战。

4、防范数字资本风险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实践策略

社会制度形态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又是文明演进的基础。数字时代的到来内嵌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框架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重塑全球治理理念的百年未有之大机遇。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提出的数字文明建设主张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伟大征程中的文明产物，是对资本主义主导之下人类文明的超越形态，是对数字时代文明形态建构的中国式话语叙事和主张。必须将防范数字资本风险与推进数字文明建设同步进行，方能服务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创新文明发展形态的时代大局。

4.1 筑牢驾驭数字资本的制度保障以防范资本垄断风险

中西方文明在利用资本维度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从数字文明制度设计来看，建构凸显社会主义文明范式特点的制度体系十分重要。一方面，围绕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夯实数据治理制度基础。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跨界融通发展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要素。要深入探索大数据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对我国大数据领域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倡导和实施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要着力强化数字平台与被抓取数据的公共属性，确保大数据服务于公共利益，“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28]134，以更快的速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开放共享，确保数据的安全性，有力支持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筑牢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中防范和化解数字资本风险的基础原则。另一方面，强化反垄断监管体系，完善反垄断制度保障。我国反垄断法产生之初借鉴于欧美，规则的普适性和滞后性注定其无法前瞻性地顾及数字平台的特殊性。要调整反垄断法的标准，以保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鼓励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特点，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为资本与权力划界，尤其注重防范资本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侵染。通过健全数字竞争规则推动改进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前提保障，以削弱数字化市场中的恶性竞争筑牢防范平台垄断风险和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的基础。

4.2 强化“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系统布局以防范政治安全风险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要在不断深化对数字时代资本性质理解和资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科学强化制度安排和系统布局，完善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利用数字资本并防范各类风险推动新文明形态呈现的顶层设计。数字资本社会权力本质上来源于数字技术以及大数据，数字资本最有效的东西是数据^[29]17。但是，单就海量数据来说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够被激活为资本。即数字技术由人参与构建、创造、运营并被选择，能够被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激活，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的生产要素。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业文明的制度方案，那么目前则要以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为契机，推进社会主义作为数字时代的文明建构的制度优势方案^[30]。在宏观制度层面，要进一步明确数字资本利用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建构中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文明安排下资本的本质区别，将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镶嵌在对“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顶层设计之中，有力防范数字资本对我国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侵染风险。在微观机制层面，在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同时，通过普及数字技能教育、创新数字金融模式、完善社会福利政策、推动反垄断监管等，推动数字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进展的实质性融合，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形态。

4.3 对数字资本理性进行人文价值赋能以防范新型数字极权化风险

要准确理解新时代数字文明建设主张，将人文价值作为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规范性要素，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资本和人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数字文明建构的重要时代课题。主动彰显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更加突出“数字文明是人的文明”的价值理念。不断厘清经济活动的根本价值与宗旨，对资本活动进行更具引领性的价值融入，实现人的价值对资本逻辑的调节与修正，能够为我国数字文明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智慧。在文明样态发展过程中，一旦价值理念模糊则必然导致资本主导并裹挟人类生存场景的情况，进而偏离通过充分释放数据潜力来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初衷和愿景。正如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文明两极分化风险所阐发的，“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囚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25]729。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始终以防范“资本主义+资本”模式框架内数字极权导致的两极分化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和人的发展风险是我国数字文明建设的基本性原则和底线。对此，其一要持续推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推动各市场主体通过要素协同、数据协同，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在数字文明发展大局中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和个人收入间的差距弥合，实现数字化利益共享，切实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二要营造符合伦理标准的数字劳动社会生态，加强相关部门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审查和评估工作，确保数字技术的设计和应用符合社会伦理准则和社会价值，避免其对人类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三要鼓励数字平台对数字算法和决策进行适当程度地公开，推动算法运作尽可能符合社会伦理标准，并宣扬正面积极的数字劳动思想，从社会层面抵制数字劳动异化现象^[31]。

4.4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抵御数字霸权挑战风险

在维护国家在数字时代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基础上，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国家建设，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应对重大发展挑战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各国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共同挑战，推动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推崇“文明—野蛮”的形而上学对立，以文明为辩护词，自诩为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推崇单一文明论，导致全球分裂、对抗甚至世界体系崩溃的治理危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32]33中华文明本身便是不同文明交相融汇的产物，具有内在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要基于世界历史视域，着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475因此要着力建构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文明方案，制定符合数字时代特点的国际规范，创设平等共享的协商平台，增进各国的文化互信，提升数字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水平，丰富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策略，真正关切全球治理层面的双边和多边利益。这种数字文明不是已有事物的重复出现，而是具有全新的内涵和特征，指涉未来文明发展目标和方向。

5、结语

资本创生的现代文明被套在了资本逻辑的轭具之下，发展到数字时代罹致人类社会矛盾凸显、危机重重。我国数字文明建设以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为基本前提，以社会主义“数字文明+数字资本”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机制实现了从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到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建构的话语转向，更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世界历史视域和历史发展规律开展数字资本利用的全新探索。这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根本性超越，是在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价值弘扬和全球治理理念上均体现为规范社会权力、彰显人的价值、倡导开放包容的创新性文明主张。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也“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219,甚至导致文明的灾难，故此，必须“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1]219。在各国纷纷于数字版图抢滩布局的今天，基于文明层面的数字资本利用和风险防范仍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和理论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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