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少学者认为，古代西西里的僭主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原因之一是对抗迦太基威胁的需要。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表明，迦太基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在古典作家对希麦拉之战的重述中，这种威胁被不断夸大。和平是西西里希腊人城邦与迦太基关系的主流，双方互动频繁。战争虽时有爆发，但多由希腊僭主挑起，战争性质通常不是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民族对抗，战略目标也并非彻底消灭对方，而是达成某种让和平得以维系的平衡。对老狄奥尼修斯的个案分析表明，真正有助于僭主夺权与掌权的，是通过夸大迦太基威胁而营造的危机环境，而非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城邦的实际关系。

关键词：迦太基；僭主政治；西西里；老狄奥尼修斯；

僭主政治的长期延续是古代西西里希腊人城邦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从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僭主政治先后出现于莱昂蒂尼、阿克拉伽斯、革拉、叙拉古、雷焦、希麦拉等城邦，并一直延续到罗马时代，其间少有中断。这种与希腊本土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吸引了学界广泛关注。与所有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样，学者们意识到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迦太基威胁对政体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敦巴斌认为，西西里僭主政治的产生源于外部环境、土著和腓尼基人的持续压力，僭政的唯一合法性是军事需要1。德安格列斯在新近的著作中，阐释了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僭主政治及其政策之间的关联2。瓦图尼分析了迦太基威胁与僭主政治及其扩张政策的联系3。哈里斯、安德鲁斯、霍恩布洛尔等学者强调了迦太基威胁对西西里历史发展的影响4。

尽管表述各异，但这些观点总体依循的思路，是面临迦太基人的巨大威胁，西西里希腊人只有在强权之下实现联合方可求全，僭主政治应运而生并长期延续。从地缘政治理论与史料来看，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支撑，但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外敌影响政体的情况在历史中并不少见，但两者并非必然联系。在希波战争中对抗波斯的，是政体各异的希腊城邦，且战后希腊本土并未出现显著的集权现象，更无僭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挫败雅典西西里远征的，是当时实行民主制的叙拉古。作为这些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西西里希腊人对此并不陌生。其次，尽管在希腊和罗马作家提供的史料中，西西里希腊人城邦和迦太基的关系以战争为主，但双方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了共存，其间不乏某一方具备压倒性实力的时刻。在公元前3世纪，它们还建立了共抗罗马的同盟。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新的考古证据不断出土，学界对西西里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转向5,但其中一些基本问题，如迦太基威胁论是如何形成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西西里政体，仍需更为具体的分析。本文拟在相关史料基础上，结合学界研究成果，讨论这些问题。

一、迦太基威胁形象的建构

迦太基威胁并非现代学者的创造，在古代作家的著述中已有体现。罗马时代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著有《历史集成》,是了解古代西西里最重要的史料，其中多次提到迦太基人企图征服西西里的野心6、西西里希腊人的恐惧7以及两者之间令人生怖的仇恨7。普鲁塔克借希腊雇佣兵之口评价迦太基人是“最卑鄙、最血腥的人”8。查士丁在为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力史》所作的《摘要》中，提到迦太基国王试图建立帝国的野心以及在撒丁岛、西西里与北非的征服9。这三位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是在布匿战争之后写作的。他们对数世纪之前迦太基人的心态与行为的生动描写，明显受到了罗马战后宣传中贬低迦太基传统的影响，难以代表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看法10。

希腊作家对迦太基人形象的刻画，最早可追溯至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腓尼基人是追求利益的商人，尽管手段可能残酷，但无明显善恶11。迦太基建立后，延续了母邦腓尼基的传统。希罗多德首次提到迦太基，是公元前520年迦太基人和第勒尼安人与佛凯亚海盗激战。他还提到波斯国王冈比西斯试图征服迦太基，迦太基人捞取沥青以及在赫拉克勒斯柱之外与利比亚部落的商业贸易12。修昔底德同样提到迦太基与佛凯亚之间的战争，还有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同盟关系及它拒绝卷入战争的决定。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称亚西比德曾鼓吹侵略迦太基，而雅典和叙拉古都曾尝试与迦太基建立同盟13。从这两位史学家的描述来看，迦太基人重视贸易，不仅不是希腊人的威胁，还数次成为希腊人和波斯人觊觎的对象。色诺芬的《希腊史》偏重爱琴海地区，仅在某些年份叙述的结尾偶尔提及西部地区，主要内容是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城邦的战争14,但对战争的起因、性质、进程甚至交战双方的构成所论不多，难以看出他对迦太基人的态度。但这种写法本身，说明他没有强烈倾向。随着古典晚期的局势发展，古代作家们对迦太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吕西阿斯在泛希腊场合将迦太基视为优于老狄奥尼修斯的主人15,伊索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则对迦太基人的政体称赞有加16。

发生于公元前480年的希麦拉之战，是西西里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首次重大战役17,也是希腊史学传统中迦太基人负面形象的开端。现存最早的相关文献，来自诗人巴库里德斯。据品达注疏者提供的信息，革隆在战后向德尔斐和奥林匹亚献祭，随附巴库里德斯诗作一首：“(祭品)是他们战胜蛮族人后获得的战利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率大军与希腊人一道为自由而战。”18巴库里德斯没有描述战争的起因与进程，但将迦太基人称为“蛮族人”,称希腊人“为自由而战”,已经开始了对迦太基负面形象的刻画。

品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巴库里德斯所谓的“蛮族人”还不足以说明迦太基威胁的严重性，因为在希腊人的族群观念中，蛮族人可分许多层次19。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人成为与希腊对立的蛮族人，古代作家们开始借助波斯人界定迦太基人。品达的《第一首皮提亚颂》,是为庆祝希耶罗在公元前470年赢得驷马战车比赛而作。与巴库里德斯一样，品达也未记载战争的进程。在该颂诗第71～80行，品达先是赞扬叙拉古领袖(希耶罗)在库麦之战中“将希腊从痛苦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而后将库麦之战与萨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之战、希麦拉之战并列。通过这种方式，品达将希腊人在三次战役中的对手迦太基人、埃特鲁里亚人与波斯人等同起来，迦太基于是和波斯一道，成为希腊人的对立面。

品达的颂诗并非独立的文化现象。据学者分析，大约在这个时期，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在希耶罗的赞助下在西西里首演20。尽管《波斯人》一剧未将迦太基人与波斯人直接关联，但“其整体效果和意义对于希耶罗和叙拉古而言大体一致，强调了好的领袖带来了对敌人的胜利”21。摩根指出《波斯人》一剧的另一作用：通过对薛西斯灾难性决策及其严重后果的描述，衬托了希耶罗的不同形象22。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迦太基与波斯的关联性又得到加强。与诗人们不同，散文体裁使希罗多德有机会对战争细节加以描绘。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面对波斯入侵，希腊联军派遣使节前往西西里寻求革隆援助，但被革隆所拒。希罗多德对此提供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革隆因索要联军指挥权不成而拒施援手23。第二种解释转自西西里人的说法，称真正原因是革隆正忙于希麦拉之战。随后，西西里人讲述了希麦拉之战的起因、军队的构成、战争的结果等23。在他们的叙述中，“革隆和特隆在西西里战胜迦太基人哈米尔卡那一天，正是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胜波斯人那一天”11。西西里的战斗英雄与萨拉米斯的勇士等同，希麦拉之战与萨拉米斯海战等同，迦太基人与波斯人自然也等同起来。

埃弗鲁斯对共时性进行了再次发挥。在他笔下，希麦拉之战与萨拉米斯海战发生在同一天并非巧合，而是波斯与迦太基商议在先。当希腊人派遣使节前去求助革隆的同时，波斯人和腓尼基人也派遣使节到迦太基，盛邀他们进攻西西里并在取胜后前往伯罗奔尼撒。在与使节洽谈后，“希耶罗急切地想与希腊人一起作战，而迦太基人则热切地想为薛西斯效劳”,革隆则“准备了两百艘战舰、两千骑兵、一万步兵”;在听到迦太基人驶往西西里后，他“不仅为西西里人而战，还为所有希腊人而战”24。在这里，迦太基成了与波斯共谋整个希腊世界的帮凶，迦太基不仅要吞并西西里，更是整个希腊的威胁，一旦攻陷西西里，他们将与波斯会师伯罗奔尼撒。因此，革隆在希麦拉的胜利，不仅挽救了西西里，还挽救了整个希腊。在革隆形象攀升的同时，迦太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

对迦太基人负面形象的塑造，在狄奥多鲁斯汇编风格的著作中达到顶峰。首先，狄奥多鲁斯对希麦拉之战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薛西斯与迦太基人在战争爆发的三年前就已建立联系。薛西斯不仅派使节前往迦太基，还与他们签订协议，要迦太基人在波斯进攻希腊的同时征调大军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正是由于这项协议，迦太基人才开始招兵买马，筹备物资。三年后，他们拥有了一支30万步兵和200艘战舰的军队25。在进军过程中，迦太基人与波斯人一样遭遇了风暴，损失了承载马和战车的货船25。希腊人一方，革隆有5万步兵和5000余骑兵25。战后，迦太基人卑微地求和，并在革隆夫人的帮助下，以赔偿2000塔兰特银并建设两座神庙的条件求得和平26。其次，因为狄奥多鲁斯的史料来源可能包括提麦乌斯、埃弗鲁斯等人27,所以他将希麦拉之战与希腊和波斯间的多场战争相提并论，还将希麦拉之战的成就与普拉提亚之战相比，将革隆的战术与地米斯托克利的天才相比。

在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后世作家拥有更明确的史料时，战争细节的日趋丰满更可能源于作者的主观加工。在最早的实物证据即革隆奉献的祭品上，没有对战争细节的描述。在最早的文献证据即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希麦拉之战的性质与后世不尽相同。据希罗多德，战争起因是希麦拉的希腊僭主铁里洛斯被阿克拉伽斯僭主特隆驱逐，铁里洛斯乞求迦太基人帮忙。迦太基人所以肯帮忙，一是由于铁里洛斯与哈米尔卡有客友关系，二是雷焦僭主阿那克西拉斯将孩子作为人质交给迦太基。所以，迦太基人是受希腊人所托助其还乡，并非要奴役所有希腊人。有关希麦拉之战与萨拉米斯海战同时发生的说法，希罗多德只是转述自西西里人，他本人对此未加评论。哈瑞尔认为不评论就代表他接受这一事实28,但他没有提供足够证据。亚里士多德指出，两场战役的共时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了同样的目标”29。如果迦太基的战略目标是奴役西西里，那么远未完成此目标的哈米尔卡，就不会在腓尼基诸城邦受到崇拜30,其所属家族的统治也很难继续维持。从这个角度看，惠特克认为迦太基发动希麦拉之战的目标是保护贸易口岸和盟邦的观点，更具合理性，因为战后七十年的和平有利于热衷贸易的迦太基人31。因此，古代作家刻画的迦太基威胁，并非完全真实，迦太基人的形象需从史料中进一步考察。

二、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的和平接触

迦太基人缺乏传世文献，所以关于他们与希腊人接触的信息，主要来自希腊与罗马作家的记载。这些记载基本是从希腊与罗马的视角出发，缺乏对迦太基人希腊政策的系统描述，并且容易受到时局影响32。由于古代作家对军国大事的偏重，他们对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城邦关系的叙述主要围绕战争展开，和平只是战争的序幕或后续，着墨不多，但即使从这些有限的材料来看，和平也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在威权政治长期主导的西部，贵族间的私人友谊对国际关系影响重大。在希麦拉之战前，一些希腊城邦的政人与迦太基贵族之间的客友关系就已存在。迦太基领袖哈米尔卡与希麦拉僭主铁里洛斯有客友关系。当铁里洛斯有难时，哈米尔卡提供了帮助。哈米尔卡与希腊人的联系并非始于铁里洛斯，他的母亲就是叙拉古人33,这说明至少从哈米尔卡的父辈起，迦太基领袖就与希腊人有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持续了数世纪，公元前4世纪末的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利斯与迦太基人颇有渊源。他的父亲卡西努斯被雷焦放逐后，移居迦太基城邦塞尔玛，娶了一名当地女子，生下阿加托克利斯。也就是说，阿加托克利斯的故乡是迦太基的城市，而母亲很可能是迦太基人34。这些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可以解释西西里的希腊统治者在危机时刻常常将迦太基作为避难地的原因35。

狄翁是双方贵族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据狄奥多鲁斯，米诺亚城的迦太基人总督帕拉鲁斯与希腊人狄翁有客友关系，当狄翁率军抵达时，这位总督热情相待。普鲁塔克的记载略有不同，他称米诺亚的总督是迦太基人塞纳鲁斯，不过此人同样与狄翁有客友关系。狄翁与迦太基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可能与他曾出使迦太基有关，那次行程使他在迦太基赢得广泛声誉36。史料中也有狄翁维护迦太基利益的记载。据说小狄奥尼修斯放逐狄翁的原因，就是发现他与迦太基人有信函往来，内容是让他们拒绝与小狄奥尼修斯的协议，因为狄翁会给出最好的条件36。狄翁常为希腊作家所褒奖37,作家们既然多次记载狄翁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说明这种关系在他们看来并非负面。

查士丁提供的一则史料，记载了双方贵族间联系的紧密性。据他记载，老狄奥尼修斯在意大利行军之际，汉诺准备率迦太基军队进攻西西里。汉诺的政敌苏尼昂图斯用希腊语致信老狄奥尼修斯加以警惕，并将迦太基军队的弱点一并告知。这封信后被截获，苏尼昂图斯被处叛国罪。他不惜冒着叛国罪的代价通知老狄奥尼修斯，固然与政治斗争有关，但也不排除他和老狄奥尼修斯有私交的可能性，至少双方之间通信畅通。而苏尼昂图斯掌握希腊语，显然是为与希腊人打交道所用。之后，迦太基通过一则法令，禁止任何迦太基人学习希腊语，以确保他们不会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与敌人联系38,这证明迦太基人学习希腊语的普遍性已经达到需用严苛的法令来禁止的地步。

民间互动也值得关注。贸易关系在很早时期就已存在，即使在希麦拉之战后，退守西西里西北摩提亚、索罗伊斯与帕诺穆斯的迦太基人，和赛格斯塔、塞利努斯等城邦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与贸易往来39。狄奥多鲁斯对公元前398年战争爆发情形的记载，证明了民间互动的程度。老狄奥尼修斯向迦太基宣战后，民众在僭主授意下“劫掠了腓尼基人的财产”,因为当时“有不少迦太基人在叙拉古有家室和丰厚的财产，大量迦太基商船载满货物停泊在港口”。叙拉古是西西里的主导城邦，也是史家所称反迦太基的根据地，而即使在这里，迦太基人也与希腊人有大量贸易往来，还有长期生活于此的迹象。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也对迦太基等腓尼基人进行了掠夺、驱逐与伤害39。假如双方存在剑拔弩张的关系，那么即使迦太基人有贸易需求，也不会随身携带大量财富，更不会在此地久居。

迦太基势力范围内也有希腊人生活的证据。公元前396年迦太基战败后，有人认为失利的原因是不够虔诚，于是迦太基人指派最有名望的公民担任德墨忒尔和科莱的祭司，为神灵铸起雕像，以希腊人的方式进行崇拜，并令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最杰出的希腊人承担服侍神灵的任务39。狄奥多鲁斯此则史料颇为可信，因为迦太基人供奉希腊神灵，并不符合贬低迦太基的宣传需要，无须杜撰。宗教上的相互影响，本身就是和平互动的证据之一，而能从希腊人中选出杰出者，证明此地的希腊人为数不少，并且生活了较长时间。一些铭文也提供了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在摩提亚、利帕里共同生活的证据40。

由于和平交往在多个层面均有体现，因此迦太基并非总是威胁的形象。在提奥多鲁斯攻击老狄奥尼修斯的演说中，迦太基是比老狄奥尼修斯更好的主人：“如果我们沦为被征服者，那么我们将必须服从迦太基人的指令；而如果我们成为征服者，将不得不服从老狄奥尼修斯这个更残酷的主人。”41事实上，有些希腊人正是因为不堪忍受僭主，而“叛逃到了迦太基人一方，连同他们的城邦和财产”41。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面临雅典人的入侵，赫摩克拉底斯曾建议叙拉古人寻求迦太基的帮助，并对获援颇有信心42。这些事实说明，无论文献如何刻画迦太基的负面形象，它仍是希腊人在困难时的求助对象。

三、对双方战争的再思考

对资源的争夺会导致竞争，竞争的极端形式是国家间的战争。迦太基虽重视贸易，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但仍不免与西西里的希腊人存在竞争，在缺乏必要国际秩序与法律约束的古代世界，这种竞争转化为战争并不意外。但是，这些战争是否意味着迦太基是希腊人的威胁，尚需讨论。

战争的起因需要厘清。如果认为迦太基是威胁，那就意味着它有发动战争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具有频发性与突发性。但是，迦太基人在与西西里希腊人的关系中通常处于守势。根据希腊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最初的定居点是在海岬隆起处适宜贸易的场所43。在希腊人到来后，西西里的迦太基人退缩到该岛西北部，双方大致以希麦拉到阿克拉伽斯一线为界。希麦拉之战前的冲突，皆因希腊人侵入迦太基人势力范围所致44。希麦拉之战后，和平延续了70年，即使在雅典入侵西西里时，迦太基人也未趁机袭扰。而公元前410年的战事，则是迦太基应赛格斯塔城邦之邀，并且行军时处处谨慎，竭力避免事态扩大41。公元前408年与公元前406年的战争，也都有相似特征45。

僭主时期，双方之间的战争基本都由希腊人挑起。公元前398年与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由老狄奥尼修斯发起。早在公元前401年，他在统治“取得满意进展”时就开始备战，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军备与外交活动41。他在公民大会的演说，可以清晰表明希腊人是发起战争的一方。老狄奥尼修斯告诉民众：“迦太基人对希腊人充满了敌意，一旦有机会，就会对西西里希腊人有所图谋。”但双方现在处于和平状态，没有任何作战迹象，所以老狄奥尼修斯解释道：“迦太基人现在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他们爆发了瘟疫，使他们在利比亚的居民折损大半，而一旦恢复力量，就将毫无保留地进攻我们。”接着，老狄奥尼修斯鼓动民众，与其等待被进攻，不如先下手为强41。

与老狄奥尼修斯长达三年的备战相比，迦太基人毫无战争准备，甚至未及撤出在叙拉古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民众、财产与船舶。当老狄奥尼修斯向摩提亚进军时，迦太基甚至难以组织足够的海军前往支援，少量援军在感觉获胜无望后跑到了利比亚46。直到战争全面爆发，迦太基才派人带着大量资金前往欧洲招募雇佣兵47。可见，老狄奥尼修斯口中迦太基的战争预谋并不存在。如果确实想对西西里发动战争，迦太基不会将大量民众与财产留在西西里，尤其是在叙拉古。对于战略要地摩提亚，也不会不设防，更不会到战争爆发才征召军队。

老狄奥尼修斯任内与迦太基的第三、四场战争都由他挑起。公元前384年，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爆发前，老狄奥尼修斯先是洗劫了第勒尼安人城市阿吉列的神庙，在获取巨大财富后招募了大量雇佣兵。次年，为了寻找开战借口，他不断与叛离迦太基的城邦建立联盟。迦太基先是派出使节，希望用外交手段解决，但被老狄奥尼修斯拒绝，战争随之爆发48。公元前368年的第四次迦太基战争，同样由老狄奥尼修斯发起。他看到迦太基人疲于应对瘟疫与利比亚人，就决定趁机开战。由于没有任何理由，他声称“迦太基帝国内的腓尼基人侵犯了臣服于他的领土”47。这个借口缺乏证据，史料没有记载迦太基在西西里的任何行动，这本身也不符合迦太基人当时所处的危急境况，而老狄奥尼修斯早已做好战争准备，3万步兵、3000骑兵、300艘战舰以及相应的物资已筹备妥当47。

例外的只有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据狄奥多鲁斯，战争由迦太基将领曼昆引起。曼昆试图收复迦太基在之前战争中丧失的势力，并进攻墨西拿，老狄奥尼修斯率军前去迎战47。这场战争有许多反常之处。首先，曼昆当时只是迦太基在西西里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他与老狄奥尼修斯最初的战斗中并没有得到迦太基的任何增援。从伤亡人数来看，迦太基损失800人，这个数字与其他战争相去甚远。其次，在战争失败后，曼昆并没有受到迦太基人的惩罚，反而受命指挥新派来的军队47。从迦太基对待曼昆的态度来看，不排除战争由老狄奥尼修斯首先发起，曼昆率驻扎在西西里的军队进行抵抗但失败，然后迦太基人派出军队增援的可能性。这更符合双方战争的一般模式，也更符合双方的实力对比，因为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军力，比起老狄奥尼修斯要弱得多，曼昆要贸然进攻并不理智，也理应受到迦太基的惩戒。

老狄奥尼修斯并非个例。西西里希腊人与迦太基人的另外两次重要战争，提莫莱翁时期的卡里麦斯河战役与阿加托克利斯时期的希麦拉河之战，均由希腊人挑起，狄奥多鲁斯对此有明确记载：由于无力支付雇佣兵的薪水，提莫莱翁派遣1000名将士进入迦太基人的势力范围进行劫掠，带回大量财物。他还占领了迦太基属邦恩特拉，处死15名亲迦太基分子，恢复了该城的独立。其他希腊城邦见状也都“自愿屈服于他”,许多之前臣服于迦太基的西库尔人和西坎人的城邦派遣使节，希望与提莫莱翁建立同盟49。在这种情况下，迦太基人更换将领，向西西里增援，战争爆发47。希麦拉河之战的起因是阿加托克利斯进攻阿克拉伽斯，而迦太基人援助了阿克拉伽斯，阿加托克利斯于是入侵迦太基的势力范围。从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来看，早在数年前，阿加托克利斯就已经开始筹划与迦太基人的战争47。

双方的战略目标也值得思考。僭主时期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均非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的。当一方占据显著优势时，往往会突然停战。希麦拉之战中，完胜迦太基人的革隆并未乘胜追击，而是与迦太基达成了停战协议。老狄奥尼修斯时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公元前405年，老狄奥尼修斯在革拉与迦太基人遭遇后，未遭受实质性伤亡就撤军，因此受到民众的指责，因为他“没有什么原因就撤退了……撤军时竟然没有一个迦太基人追赶”。此外，公元前396年、公元前392年、公元前383年、公元前344年双方的撤军理由都很突兀23。

对于这些现象，古代作家通常用非理性因素解释。狄奥多鲁斯最常用的原因是瘟疫。在他的记载里，公元前405年哈米尔卡撤军的理由是遭受瘟疫，伤亡过半50。古希腊不乏瘟疫影响战局的事例，如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就曾遭受瘟疫，但用瘟疫解释哈米尔卡的撤军存在一定问题。从战后的和约来看，迦太基的利益完全实现：除了原有殖民地外，埃里米人和西坎人也划归迦太基管辖；赛林努斯、阿克拉伽斯、希麦拉、革拉、卡马里那的居民被要求居住在自己的城市，并去除城墙、向迦太基人纳贡；莱昂蒂尼、墨西拿的居民和西库尔人应遵循祖宗之法，叙拉古人应臣服于老狄奥尼修斯。双方俘获的战俘和舰船应该物归原主50。假如撤军果真因为迦太基遭受瘟疫，和约应是希腊人占主动，不会如此偏袒迦太基。

瘟疫之外，神意是另外一种常用的解释。据狄奥多鲁斯，老狄奥尼修斯所以屡次在即将获胜的关键时刻撤军，是因为“神灵曾给他一个神谕，说他在征服‘比他强的人’后就会死去，他认为神谕所说的‘比他强的人’是迦太基人。所以他多次在即将胜利时撤军，自愿接受失败，以避免征服比他强大的人”50。这种轶事的真实性不值得讨论，重要的是狄奥多鲁斯选择这种原因，证明无论是他的史料来源还是他本人，都没有更为合理的解释。狄奥多鲁斯对公元前396年迦太基人在大获全胜前的撤军所给出的解释，包含了瘟疫与神意两个因素。据他记载，迦太基人在即将全胜时突遭瘟疫，发病原因除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外，还因为迦太基人洗劫了德墨忒尔和科莱的神庙50。在别处，狄奥多鲁斯也多次将战争的突然结束归为神意50。

采用非理性原因解释战局的作者不止狄奥多鲁斯一人。普鲁塔克对公元前344—前343年迦太基人撤军的解释同样牵强。据普鲁塔克的描述，由于雨水较多，河中出现大量鳗鱼，迦太基人和希腊的雇佣兵在捉鳗鱼的时候有不少交流，效力于迦太基军队的希腊雇佣兵在希腊人的民族性煽动下出现了造反的预兆，迦太基统帅玛格只好撤军。这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不大可能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希腊雇佣兵为外族效力的历史悠久，作为职业军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民族感情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非常有限51。如果真能被轻易策反，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加入敌军。迦太基人在招募雇佣兵时，如果没有足够评估，也不会将他们派到西西里前线。普鲁塔克本人对这个解释似乎也不满意，他写道：玛格早就需要一个托辞以撤军52。

西西里岛和北非地区皆为地中海气候，且比邻而居，迦太基又在西西里长期经营，因气候或地理原因引发瘟疫的几率不大。如有史料未曾言明的病毒性传播，以古代战争近距离作战的特点以及双方和平时期的交往程度，希腊人恐怕难以完全杜绝传染，但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撤军或议和符合双方的战略目标。从始至终，西西里都未被希腊或迦太基人独占，双方大致以希麦拉、阿克拉伽斯一线为界划定势力范围，在某一方势力较强，取得压倒性军事优势时，界线会有所波动，但一般情况下，双方更重视保卫自己的势力范围。迦太基人与西西里希腊人进行的几次重大战役，如希麦拉之战、卡里麦斯河之战、希麦拉河之战，几乎都是在这条分界线附近进行。战后签订的和约内容，主要是确保己方势力范围50。

从战争性质来看，很难得出迦太基是西西里或全体希腊人威胁的结论。与希麦拉之战相似，几次重要战役都不纯粹是希腊人和外族人的较量，而是希腊城邦内战后邀请迦太基人参战。在与某些希腊城邦作战时，迦太基军队会尽量避免牵扯进其他城邦。公元前410年迦太基发兵西西里，是应赛格斯塔的求援，首场战斗指挥官是埃利米安人50,他们竭尽全力不牵扯叙拉古50。公元前5世纪末期，迦太基在西西里有军事行动时，曾派使者到阿克拉伽斯，让他们要么与其联盟，要么保持中立53。希腊城邦的反应，证明他们未将迦太基视为公敌。有些战役，如阿加托克利斯时期的希麦拉河之战，多数希腊城邦站在了迦太基一方43。卡里麦斯河战役前，迦太基军队包围了恩特拉，但该地的卡帕尼亚人向希腊城邦求援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53。公元前397年老狄奥尼修斯进攻摩提亚时，有希腊人为摩提亚而战53。在攻破摩提亚城池后，老狄奥尼修斯处死了许多忠于迦太基的希腊人43。某些土著人或希腊城邦之所以加入希腊一方，是因为担心如果不加入，将会遭受僭主的洗劫。还有人更是甘冒风险，也要与迦太基结联盟53,这一点土著表现得尤甚53。

这说明，将西西里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作为战争中对立的双方，在此基础上将迦太基刻画为西西里乃至整个希腊之威胁，并导致僭主政治长期延续的观点，并不符合史实。

四、僭主对迦太基威胁的利用：老狄奥尼修斯的个案

对于西西里希腊人来说，迦太基是一个“他者”,其形象为不少古代作家不断重塑。这种重塑是古人面对“他者”时的自然反映，既有实际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基于一定事实的重塑，在某些时期被想象成了历史真实，并被投机者所利用。此处以老狄奥尼修斯为个案，探讨僭主对迦太基威胁的利用。选择老狄奥尼修斯的原因，一是因为资料丰富，二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

公元前405年，迦太基出兵西西里。在征服阿克拉伽斯之后，“恐惧占据了全岛，西西里希腊人有些逃到叙拉古，有些则将妻儿、财产转移到意大利”53。虽然战争过程以及战后的和约，都表明迦太基的战略目标并非整个西西里，但对个别城邦的征服与摧毁，让不断重塑的迦太基威胁有了现实依托，足以让希腊人恐慌。

老狄奥尼修斯此时的表现颇值得思考。面对迦太基人的威胁与希腊人的恐惧，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并非安抚民众，积极应对，而是进一步夸大威胁。他利用公民大会中无人发言的机会，攻击将军们因接受贿赂而置阿克拉伽斯于不顾。之后，他谴责多位城邦名人，称他们是寡头制的朋友53。老狄奥尼修斯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狄奥多鲁斯本人或其史料来源的态度也很模糊。在史料中，将军们延误战机的原因是“不知他们像传说中的那样收取了贿赂，还是因为担心阿克拉伽斯的安全”。此处“传说中的”,很可能正是老狄奥尼修斯的指控，因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记载，身处公民大会的民众同样缺乏将军收取贿赂的证据，否则不会无人进言，狄奥多鲁斯也不会不加记录，老狄奥尼修斯大约也不会被罚款。虽然缺乏证据，局势的危急以及老狄奥尼修斯颇具煽动性的话语成功刺激了民众，他们未做任何调查，甚至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就立即罢免了一些将军，另选老狄奥尼修斯等人为新将军53。

从史料提供的情况来看，阿克拉伽斯失守的原因有多方面，希腊人因“蔑视迦太基人并认为他们不敢给战舰配备人手”而导致的粮草被夺就是原因之一47。将军们即使需要担责，责任也难以清晰断定，至少应依法审理。但迦太基兵临西西里的事实，加上历史书写传统中对迦太基威胁的夸大，给了老狄奥尼修斯发挥的机会。通过宣称将军们勾结外敌，他再次夸大了迦太基威胁，也加剧了恐慌，借此迅速进入政治舞台中心。

成为将军之一不会使老狄奥尼修斯满足，他仍需进一步行动，迦太基威胁再次被利用。当选将军后，老狄奥尼修斯“从来不参加将军们的集会，也不以任何方式与他们商谈”,并且放出谣言称他们在与敌人商议。与之前一样，老狄奥尼修斯此处的指控同样没有证据。他之所以牵扯迦太基，是因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最有效地剥夺其他将军的权力，使他自己独掌将军之职”。为了巩固权力基础，老狄奥尼修斯召回了被城邦驱逐的流亡者，因为他们会出于感激支持他。在此过程中，老狄奥尼修斯再次利用了迦太基威胁。他向民众宣称，为了更好地对抗迦太基，应该将流亡者召回，因为“在面对城邦危机时，去寻求意大利、伯罗奔尼撒等其他城邦的帮助，而不寻求本邦人的帮助，是非常荒谬的”。即使公民大会多次催促备战，老狄奥尼修斯仍不为所动，坚持以自己的事务为主48。

在召回流亡者并巩固权力后，老狄奥尼修斯开始谋取独裁权力。他借民众观剧完离开剧场之机，诬告同僚“侵吞了公共资金，不给军队发放薪水”。为强调后果的严重性，他再次搬出迦太基，称迦太基人“正在积极备战，准备对叙拉古发动空前绝后的攻势”,而将军们对此毫不关心。因此，他假意辞职，称所有其他将军都在卖国，虽然只有他自己与民众一起在战斗，但因为他也是将军，所以将来也会被认为曾参与将军们的叛国行为。在随后的公民大会中，他的支持者以革隆为先例鼓吹全权将军的必要性，老狄奥尼修斯于是当选，实现大权独揽48。

老狄奥尼修斯夺权的过程充分表明，迦太基威胁虽然存在，但真正让老狄奥尼修斯建立僭主政治的，并非这种实质上的威胁，而是通过夸大之后的“想象”的威胁。通过种种手段将政敌与迦太基关联起来，造成“内部的敌人比外部更危险”的假象48,是僭主们清除权力之路障碍的常用方法。借助迦太基威胁，他迅速建立了权威，并最终成为僭主。掌权之后，老狄奥尼修斯仍多次夸大迦太基威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常见的手段是前文所述的主动挑起战争。战争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完全消灭迦太基，而是获取迦太基的财富(商船和战争赔款)。以老狄奥尼修斯为代表，古代西西里的希腊僭主们对迦太基威胁的利用屡试不爽。

在古希腊，通过夸大外敌威胁来维持统治是统治者常用的策略54。和平是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城邦之间的主流，双方之间的战争也无法支撑古代史料中不断恶化的迦太基形象。迦太基的威胁本身，难以促成民众对僭主政治的接受。但利用迦太基威胁带来的恐惧，制造出“想象的”威胁，并借此肃清政敌，扩大权力基础，招纳雇佣兵，创造维持僭政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是西西里僭主的惯用伎俩。这一进程中的迦太基人，只要能控制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的贸易，就乐意与希腊僭主们达成战略平衡，自身形象在希腊人政治手腕中的扭曲并非迦太基首先考虑的。两者之间的战略平衡延续了数个世纪，直到地中海世界另一大文明即罗马兴起之后才被打破。

注释

1T.J.敦巴斌:《西部希腊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史——从希腊殖民地建立到公元前480年》(T.J.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The History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eeks Colonies to480B.C.),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8年版,第Ⅵ、376页。

2德安格列斯:《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西西里:一部社会经济史》(Franco De Angelis,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Sicily: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221页。

3R.瓦图尼:“西部希腊史学史”(R.Vattuone,“Western Greek Historiography”),马林克拉编:《希腊罗马史学史学指南》(J.Marincola,ed.,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第1卷,莫尔登: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6页;布莱恩·卡文:《狄奥尼修斯一世:西西里的军事君主》(Brian Caven,Dionysius I:War-Lord of Sicil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4杰森·理查德·哈里斯:《僭主和殖民:叙拉古霸权和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从狄奥尼修斯一世到阿加托克利斯》(Jason Richard Harris,The Tyrant and The Migrant:The Bonds Between Syracusan Hegemony and Mobility From Dionysius I to Agathocles),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69页;A.安德鲁斯:《希腊僭主》(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伦敦:哈金森大学图书馆1956年版,第128页;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公元前479—前323年)》(Simon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479—323B·C.),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2011年第4版,第53页。

5巴尔赛罗考察了古典希腊历史著作中的迦太基形象,指出古典作家对迦太基的形象多属正面,反面形象则来自提麦乌斯在西西里的亲身经历[见佩德罗·巴尔塞罗:“古典希腊史学史中的迦太基形象”(Pedro Barcelo’,“The Perception of Carthage in Classical Greek Historiography”),《古典学报》(Acta Classica)第37卷(1994年1月),第1～14页]。惠特克研究了迦太基人在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帝国主义,指出他们的政策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帝国主义[见惠特克:“公元前5和前4世纪的迦太基帝国主义”(C.R.Whittaker,“Carthaginian Imperialism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D.A.加恩西、C.R.惠特克:《古代世界的帝国主义:剑桥大学古代史研讨会》(P.D.A.Garnsey and C.R.Whittaker,eds.,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Research Seminar in Ancient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90页]。普拉格研究了希腊僭主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中利用迦太基威胁维持自身统治,但对他们在政治实践中的做法缺乏关注[见乔纳森·普拉格:“僭越西西里:哭喊‘迦太基’的暴君”(Jonathan Prag,“Tyrannizing Sicily:The Despots Who Cried ‘Carthage!’”),特纳等编:《私人谎言和公共谎言: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专制演说与欺骗》(A.Turner,et al.,eds.,Private and Public Lies:the Discourse of Despotism and Deceit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莱登:布瑞尔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1页]。

6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4.23.3;10.18.6;12.26.3.本文凡援引古典文献如未特别说明者,皆出自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依据国际古典学学界的援引惯例,以下只标注该丛书版相关古典文献的作者、作品英文名称以及卷次、章节和/或行数字[例如,“Herodotus,Histories,1.166”表示:希罗多德:《历史》第1卷第166章。“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57.2-5”表示: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第14卷第57章第2-5节。“Aristotle,Politics,1313b26-30”表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13页第6节第26～30行(贝克尔编码)。“Plato,Republic,556e”表示:柏拉图:《理想国》,第556页第e节(斯蒂芬努斯页码)]。不出注相应的中文译名。

7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91,13.108.6,14.56.3-5,14.57.2-5,14.46;51-53.3.

8Plutarch,Timoleon,20.3.

9Justin,Epitome,19.1.1,18.7.19.见查士丁著,J.C.亚德利译:《特罗古斯〈腓力史〉摘要》(Justin,J.C.Yardley trans.,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10关于罗马人对迦太基形象的刻画,参见佩德罗·巴尔塞罗:“古典希腊史学史中的迦太基形象”,第2页。

11Homer,Illiad,23.743-745;Homer,Odyssey,13.272,14.288,15.415.

12Herodotus,Histories,1.166;3.17,19;4.195,196.

13Thucydides,History of Pelopennesian War,1.13,6.2、15、34、88、91.

14Xenophon,Hellenica,1.1.37,1.5.21,2.2.24.

15Lysias,Olympic Oration,33.5;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109.

16Isocrates,Nicocles,24;Aristotle,Politics,1272b24以下。

17双方在此之前曾有摩擦,却未造成重大影响,见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5.9;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0.11.3,3.16.4;Herodotus,Histories,5.46;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3.23.2.

18乔纳森·普拉格:“僭越西西里:哭喊‘迦太基’的暴君”,第57页。

19相关讨论见徐晓旭:《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36～42页。

20K.布舍尔:“希耶罗的埃斯库罗斯”(K.Bosher,“Hieron’s Aeschylus”),K.布舍尔编:《雅典之外的剧场:希腊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戏剧》(K.Bosher,ed.,Theater Outside Athens:Drama in Greek Sicily and South Ital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111页;H.D.布劳德海德:《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H.D.Broadhead,The Persae of Aeschylu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XLVIII页以下。

21德安格列斯:《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西西里:一部社会经济史》,第189页。

22凯瑟琳·A.摩根:《品达和公元前5世纪叙拉古王权的建构》(Kathryn A.Morgan,Pindar and the Costruction of Syracusan Monarchy in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23(11) Herodotus,Histories,7.157-163,7.165-166,7.166.

24Ephorus,FGrHist,70 F 186.

25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1.1.4-5;11.20.2;11.21.1.

26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1.26.1-3.

27特鲁斯戴尔·S.布朗:“提麦乌斯和狄奥多鲁斯的第11卷”(Truesdell S.Brown,“Timaeus,and Diodorus’ Eleventh Book”),《美国语文学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73卷第4期(1952年冬季),第337～335页;R.瓦图尼:《西部的智慧:陶罗麦尼翁的提麦乌斯的史学思想》(R.Vattuone,Sapienza d’Occidente.Ⅱ Pensiero Storico di Timeo di Tauromenio,Studi di Storia4),博洛尼亚:帕特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6页。

28萨拉·哈瑞尔:“共时性:西西里僭主制的地方性与泛希腊性”,第123页。

29Aristotle,Poetics,1459a.

30Herodotus,Histories,7.167.

31惠特克:“公元前5和前4世纪的迦太基帝国主义”,第65页。

32R.J.A.塔尔伯特:《提莫莱翁和希腊西西里的复兴:公元前344—前317年》(R.J.A.Talbert,Timoleon and the Revival of Greek Sicily,344—317B.C.),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78页。

33Herodotus,Histories,7.165-166;乔纳森·普拉格:“僭越西西里:哭喊‘迦太基’的暴君”,第54页。

34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9.2.1-2.关于塞尔玛的居民成份,见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79.8.

35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8.5,16.67.1-2,19.4.3;Plutarch,Timoleon,2,10.

36 Plutarch,Dion,5.4,14.

37参见H.D.维斯特拉克:“狄翁和提莫莱翁”(H.D.Westlake,“Dion and Timoleon”),刘易斯、博德曼、霍恩布洛尔、奥斯瓦尔德编:《剑桥古代史》(D.M.Lewis,John Boardman,Simon Hornblower,M.Ostwal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6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3页。

38Justin,Epitome,20.5.10-13.

39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1.21.4-5,13.55.1,13.43.5;14.46.1-4;14.77.5,14.63.1.

40莉莉安·哈密尔顿·杰弗瑞:《古风时代的地方铭文:希腊字母的起源及其发展研究——公元前8—前5世纪》(Lilian Hamilton Jeffery,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e: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Greek Alphabet and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C.),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页;乔纳森·普拉格:“僭越西西里:哭喊‘迦太基’的暴君”,第54页。

41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65.2;14.41.1;13.43.6,13.54.5;14.18,14.41-43.4,14.44.1-7;13.1-5.

42 Thucydides,History of Pelopennesian War,6.34;6.2.6.

43大卫·阿舍里:“迦太基人和希腊人”(David Asheri,“Carthaginians and Greeks”),博德曼、哈蒙德、刘易斯、奥斯瓦尔德编:《剑桥古代史》(John Boardman,N.G.L.Hammond,D.M.Lewis,M.Ostwal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4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743页。

44赫莫克拉提斯进攻迦太基城邦帕纳慕斯和摩提亚的行动,未获得叙拉古城邦的支持;迦太基在公元前406年的军事行动,也尽力避免与阿克拉伽斯冲突(见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63,13.85.2)。

45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48.1,50.4.参见M.I.芬利:《古代西西里:直到阿拉伯征服》,(M.I.Finley,Ancient Sicily:To the Arab Conquest),纽约:维京出版社1968年版,第81页;惠特克:“公元前5和前4世纪的迦太基帝国主义”,第68页。

46(11)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4.47.2-3,14.74.1-2;15.14.3-14.15.2;15.73.1;15.73.2;14.90.1-3;14.95.1-2;16.73.2-3,19.72.2;19.102.6-7;11.24.1-4,11.26.1-3,13.112.2,14.75.1-2,14.96.2-4,15.17.5,16.69.4-6.

47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6.73.1-3.参见Plutarch,Timoleon,24.4.

48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114.2;13.114.1;15.74.3-4;14.70.4;20.65-66.4,20.70,13.43.4;13.44.4;13.43.6,13.54.5;13.114.1,15.75.5,16.82.3,19.71.6-7,20.79.5.

49马修·F.特兰德尔:“古典世界希腊雇佣兵的认同与共同体:公元前700—前323年”(Matthew F.Trundle,“Identity and Community Among Greek Mercenaries in the Classical World:700—322 BCE”),《古代历史通讯》(Ancient History Bulletin)第13卷第1期(1999年1月),第36～37页;谷恩特·F.赛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希腊雇佣兵》(Gunter F.Seibt,Griechische Söldner im Achaimenidenreich),波恩:哈贝特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

50Plutarch,Timoleon.20.学界对这次撤军原因的分析,参见R.J.A.塔尔伯特:《提莫莱翁和希腊西西里的复兴:公元前344—前317年》,第80～81页。

51(11) Diodor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85,16.67.2-3,14.53.4,14.55.7-56.2;14.58,61.6;13.91.1-2;13.91;13.92.1;13.87-88.

52 M.I.芬利:《古代西西里:直到阿拉伯征服》,第104、81页。

53 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13.92.2-5;13.94.1-95.1;13.94.

54Plato,Republic,566e;Aristotle,Politics,1313b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