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占绝大多数。

会议的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中央苏区物资供应和后方保障不好、白区革命运动没有显著进步、各苏区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博古的报告，没有从主观上承认自己军事思想和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报告遭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反对。

接下来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除了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教训，对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直接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评。周恩来的发言很客观，态度十分中肯，特别是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赏。

随后，张闻天作反报告。这个反报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进入遵义前早准备好的。

为什么叫“反报告”？因为它针锋相对地反对博古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说法，指出中央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主观的，即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和拼命主义的错误，深入地批判了错误的军事领导脱离中国实际及红军实际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指导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思想。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毛泽东批判“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左”倾主义领导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就是达到了这样荒谬的地步。

讨论上述几个报告时，会场气氛激烈而又坦诚。与会多数同志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作了严厉批评。

朱德同志从来谦逊稳重，在发言时也是声色俱厉。他指出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而丢掉了苏区。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站出来为李德、博古作了辩解，不同意毛泽东等人对李德、博古的批评，甚至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的情形下显得极其微弱。

博古不完全地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主持会议，但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体现了一定的担当。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接下来，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来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

这样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大家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会后，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大家欢呼雀跃，认为“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贵州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