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