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87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2人,候补中央委员122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6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1人,有关负责同志39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胡耀邦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全会决定,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次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十三大报告》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全会讨论两个文件之前,作出几点说明。
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无例外地都提出要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看来,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在党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是搞得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撇开中央一级、地方各级的情况不说,至少在基层,在企业事业单位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一直是搞行政首长负责制,企事业单位的党委则同我们的机关党委差不多,行使保证监督的职能。而我们,除了在解放初期,在东北和其他某些地区,曾经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实行过一段厂长负责制以外,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所以,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然,对党政不分这种状况,要作历史的分析,不能简单化。过去采用这种体制,有过去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这种体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强化的,是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挥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把各种组织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战争年代的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群众运动的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适应不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形势、任务起了变化,领导体制就不能固守原来的那种方式,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实行党政分开,也要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千万不要把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得灰溜溜的,好象犯了什么“错误”。千万不能这样。相反,要使大家认识到,所以必须实行党政分开,是因为形势发展了,党的事业发展了,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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