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堡红军坟位于贵州省八堡彝族苗族乡新开村北1.5公里处，系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经过八堡新开时，苗族人民掩护四十七名红军伤员在苗寨养伤，三名红军伤员不幸牺牲，安葬于此。八堡红军坟为红军转战贵州大方的实证，2018年12月29日，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6年1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为了有效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夏曦、甘泗淇等同志领导下，从湖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后，突击西进贵州，开始了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2月7日，在任弼时等同志主持下，在文星街福音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1936年2月19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同志根据总指挥部命令，率十七师在大定西北的将军山全歼国民党军万耀煌第五纵队十三师七十四团“挺进队”的六个连及三个便衣队，毙敌400多人，俘虏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步枪300多支。战斗结束后，红六军团将这次战斗中受伤的47名红军，经贵州小坝送到八堡，准备交由六寨苗族独立团团长李绍北代为照料。

1936年2月20日，听说红军在将军山打了大胜仗，新开田寨十多个苗家汉子带足干粮、披上蓑衣、扛起火枪、牵着猎狗，打扮成外出狩猎的样子，他们跟着头领杨玉沙，打算去海子街欢迎红军。走到大坡山（今八堡乡白果村）时，远远看到有红军队伍走过来，有的骑马，有的抬担架。看见红军，大家都很兴奋，顿时欢呼起来，高声喊道：“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骑马的红军首长问：“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杨玉沙回答：“我们是六寨的苗家。”杨玉沙随即问道：“红军先生，你们要到哪里去？”红军首长说：“我们要找李绍北，请他帮忙照料我们这些伤员。”杨玉沙说：“前两天他们的枪被陈继常的民团抢去了。我们就是去找你们的，既然这样，我们六寨苗族和红军是一家，就把伤员送到我们寨子里去吧，我们一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把红军伤员照顾好。”红军首长同意了杨玉沙的请求，决定将47名伤员寄放在新开田寨。杨玉沙当即吩咐身边的苗家汉子赶快返回寨子作好准备。

虽然那时是农历正月间，但艳阳高照，天气较热，红军队伍一到，苗族同胞端出早已兑好的米酒给红军解渴，然后招待运送伤员的红军战士吃午饭。饭后，红军首长拿出一百块大洋交给杨玉沙，作为伤员的生活费用，又将午饭钱付给杨玉沙，让他分给大家。杨玉沙摆手说：“红军是我们苗家的队伍，是为我们才受伤的，照顾好受伤的红军战士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能收钱，红军伤员住在我们家里，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们，让他们早些好起来，你们哪天回来，分田分地给我们，我们就非常满足了。”红军首长一再向杨玉沙解释：“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是有严格纪律的队伍，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更不能骚扰百姓，坑害百姓。这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们会违反纪律。”推让了好久，杨玉沙才勉强将大洋收下。临走时，红军首长还对杨玉沙说：“人活着的时候是个人，死了就是鬼了，如果有伤员死了，请你们把他们埋远一点，以免吓到妇女和孩子。”杨玉沙回答：“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他们有人真死了，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苗家是不会怕的。”

运送伤员的红军走后，杨玉沙将47名红军伤员分别安顿在杨文仲、杨文斗、杨宝清、杨文书、杨玉雍、杨文春等六户和自己家住下。安顿完后，又一家一家地嘱咐说：“大家要把红军伤员照顾好，他们想吃什么东西，就想办法做给他们吃，我们苗家耿直、诚实，红军才把伤员放在我们这里，我们如果不照顾好，对不起红军首长。”

为了把伤员护理好，不辜负红军的托付，新开田寨苗族同胞付出了自己的深情厚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村基本是无医少药的，但一般农村群众都多少懂一些草药方子。有的伤员伤口化脓了，他们采来草药熬水洗，洗伤口需要棉花，杨玉沙就派人到八堡街上去买来分给大家。有的伤员伤口发炎发肿，他们就用南瓜瓤敷上清火。为了增加营养，每隔两天就要杀鸡炖汤给红军伤员吃。有的伤员伤势很重，不能吃干饭，他们就熬鸡蛋稀饭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住在杨玉雍家的王云武，是个连长，嘴巴被打坏，不能吃饭，杨玉雍的妻子李氏把稀饭煮好后，再将其扶起来，喂一口后又把他放平，待其咽下去后再扶起来喂第二口，周而复始，不厌其烦。重伤员解手不方便，苗族同胞不嫌脏和臭，亲自背进背出。杨文斗家住的八个伤员，都是他一个人背。伤员的衣服、鞋子、铺盖脏了，苗家妇女悄悄地给他们浆洗干净。

和四十七名伤员一起来到新开田寨的，还有一个小红军，他是王云武连长的通讯员，个子矮矮的，姓刘，当时才十三岁。他也和王连长一起，住在杨玉雍家。小红军活泼可爱，人们都非常喜欢他。为了不让他受到伤害，杨玉雍和杨正品商量之后，让他把军装脱下来交给自己的妻子保管，然后拿出苗家的麻布衣、裤给他穿，经过一番打扮，小红军拴上麻布腰带，穿上羊毛毡袜，头上梳起发髻，绾上木梳，俨然一个苗家少年。杨玉雍吩咐妻子将小红军的军装洗干净藏起来。小红军白天跟苗家少年一起放牛、套免、抓鸟，晚上和苗家少年一起吃在岩洞里、睡在岩洞里。苗家少年给小红军讲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打猎技艺，小红军给苗家少年讲革命道理、战斗经历、人生理想。

新开田寨住有红军伤员的消息不胫而走，八堡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王伯炎、孔明刚、何顺昌等人便串通起来，密谋伤害红军。他们先派人到新开寨探听消息，然后集中起民团100多人，准备来抢红军伤员。为了保证红军伤员的安全，杨玉沙召集大家商量后，分别将伤员转移，每天由每一户人家派一个人照料，饭菜则由寨子里统一安排人送去。两天之后，苗族同胞感觉没事了，才把红军伤员接回家中。不料第二天，人们刚要吃午饭，寨子门口突然响起了枪声，民团还是冲进寨子里来了。红军连长王云武冲到寨子前面观察时，被敌人抓住残忍地杀害了。

情况十分紧急，掩护伤员要紧，新开田寨男女老少赶忙把红军伤员背上，转移到寨子后面的山林中去。苗族青年则手持火枪断后，掩护撤退。王连长的通讯员小刘听到枪声，判断出民团的武器不好，便对杨玉雍说：“大家不要怕，敌人的步枪还没有你们的火枪威力大。假若我有枪的话，我一个人都可以打退他们。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可以打退他们。”杨玉雍听了小红军的话，信心大增，勇敢地从松林里冲出来，一排火枪，打伤了几个敌人。民团招架不住，退出了寨子。

敌人一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过了两天，王伯炎、何顺昌等人又派人假装成红军来接伤员。由于民团大多是本地人，他们被苗族同胞识破，便灰溜溜退出寨子。经过两次事件，杨玉沙感到，只要红军伤员还在寨子里，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于是，清早即将伤员送到岩洞内和山林里藏起来，晚上才一个一个地背回家中。

在新开田寨苗族同胞的精心照料和细心护理下，除王连长被敌人杀害、两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轻伤的已经痊愈，重伤的也有很大程度的好转。苗族同胞自发地把牺牲的三名红军遗体埋在寨子门口的山坡上，称之为“红军坟”，年年不忘祭扫。

红军伤员在新开田寨养伤期间，与苗族同胞结下深厚的情谊。1936年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要离开毕节，继续长征，红军派部队来到新开田寨接回伤员。

红军伤员要走了，要和朝夕相处新开田寨苗族同胞分别了，大家依依不舍。杨玉沙请求红军首长同意让伤员继续在新寨养伤。首长说：“我们要离开毕节继续北上，把他们接回去，就是为了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参加战斗，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吃过午饭，苗族青壮年帮助红军把伤员抬到张家大屋基的大院坝里集中。苗族同胞都舍不得红军伤员离开，杨玉雍的妻子哭着说：“你们的伤还没有好，我们舍不得你们走。”伤员们紧握房东的手，也流着泪说：“老人家不哭，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我们打回来的时候，一定来看望大家。”每家每户都把洗干净叠好的军装给伤员穿上，还纷纷拿出包好的炒面、黄粑装在伤员的挎包里，一些人家还做了黄稗面送给伤员，告诉他们：“吃了是清火的，不要丢了。”住在杨文斗家的红军伤员流着泪对其母亲说：“老妈妈，我们要走了，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件衣服送给你老人家，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老人家做新衣裳。”

红军伤员要起身了，新开田寨男女老幼一齐来到路边，含泪相送。杨玉卯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也拄着拐杖来到路边。他说：“你们来到我们新开田寨这么久，我舍不得你们，必须要送你们一程。”六十多个苗家青壮年背着火枪，一直送红军到小坝。

红军走了，翻过山了，看不见背影了，送别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还站在路边上，久久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