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仅因为这是一支有理想、有文化的队伍，还在于他们非常注重身体素质的锻炼，突出表现为开展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体育运动。事实表明，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大大提升了将士的军事素养，增强了团队合作，活跃了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许多好的经验与传统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训练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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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日常军事体育训练

红军的体育事业是伴随着红军的发展而勃兴的，因为军事本来就与体育密不可分。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日常军事训练就有很多的体育成分。战争间隙，红军指战员根据每天的课程安排出操训练，进行跑步、刺杀、投弹、摔跤、攀爬等。步云山是红四军的练兵场，从山下到山顶约5里。每周都会组织战士们爬山，爬得最快、练得最好的战士，不仅会受到表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还会获得一双草鞋、三颗子弹等奖励。后来形成了“三操两讲”制度，每天3次操练的内容就包含了许多体育项目。

红军经常举行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走到哪里，体育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军事体育训练注重军事技能训练和团队协作，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体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提出了“体育军事化”的口号，同时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因为这种体育的任务“不是为了赛胜负，而是为了锻炼铁的筋骨，保卫苏维埃政权”。红军的体育使工农战士练就了钢铁般的筋骨，这对行军打仗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也培养了红军战士集体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军事教材《红军新兵基本训练纲要》中写到训练的目的“不只在于训练各种机械的制度操法，而着重在于锻炼体力与适合战斗中的活泼运用”。因为新兵在入伍前大多“久在农村劳作，身体胖大活泼，虽有气力，但用时常限于横力直力”，故要“以适当方法，在操场或野外，训练其适合战斗的动作与体力”。可见，军事体育训练要达到两个效果：其一，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增强体力和耐力，如腿部力量；其二，避免过于呆板使用蛮力，而要掌握灵活运用身体及枪械的能力，也就是协调性、柔韧性，如快速跨越障碍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日后在战场上能有效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减少损伤等。

红军时期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以此“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养成强健身体的阶级斗士”。朱德总司令曾精辟阐述其深层用意：“所谓提高技术，并非狭义的仅作球艺而论，而是说，在使身体强健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办法，而为将来训练大批军事技术人才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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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体育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党和红军领导人积极提倡体育运动，亲自组织体育运动队，为体育赛事作指示，担任体育裁判等。他们还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

当时中央机关的体育活动很丰富，以球类为主，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参加人员十分普遍。各机关还成立了不少球类代表队，如中央政府篮球队、中共中央局篮球队、少共中央排球队、中央联合足球队等。如中共中央局篮球队的队员有任弼时（中锋）、邓发（中锋）、方子琴（右锋）、段锡明（左锋）、王德林（前卫）、陈益声（后卫）。可见，许多红军领导人都曾在球场一展身手。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是体育积极分子，几乎每天的休息时间，都要在一张简易乒乓球桌前“厮杀”一番。

毛泽东深知强健体魄的重要性，不但自己坚持参加跑步、爬山、游泳、打秋千、骑马、体操、爬竿等体育活动，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还常鼓励身边的年轻战士通过锻炼增强体质。他与徐特立、谢觉哉等人一起组织修建了沙洲坝大运动场。担任过体育比赛裁判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陈云、项英、凯丰、邓颖超、何长工、刘伯承等。杨尚昆、王盛荣还是出色的篮球裁判员，每遇重大赛事，都少不了他们上场执哨的身影。张爱萍、施碧晨、汤建、肖华等人经常撰写体育报道，大力宣传体育运动。

最喜欢体育运动的领导人要属朱德总司令，他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体育学堂，当过体育教师，体育项目样样精通，尤其对篮球情有独钟，而且球艺精湛、技术全面，有“篮球健将”之美誉。朱德总司令经常与战士们一起报名参加篮球赛，他在球场上能攻能守，与队友配合默契，传球快、投篮准、运球稳，跨步、跳篮、断球都有一套。朱德总司令没有架子，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同场竞技，有时为了轮流上场等很长时间也毫无怨言，故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尊重。他除了直接参赛外，还会在场下与其他战士一起做拉拉队员，为场上的球员加油与喝彩。

红军时期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体育与军事有机融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推广特色鲜明的体育运动，形式灵活、大胆创新，寓教于乐、广受欢迎。此后，我军始终把开展体育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事业也成为服务革命斗争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