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代人的生活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张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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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妈妈生于1934年的冬天，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

妈妈七岁的时候，外婆因为难产折腾了三天三夜后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初生的婴儿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七十多年过去了，妈妈仍然清楚地记得外婆离去时的痛苦、绝望与不舍，外公惊慌与无助的神情、十一岁大姨撕心裂肺的哀嚎、三岁小姨对灾难的无知在她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在兰州读书的十四岁的舅舅，要在三天以后才能获得消息，再步行三天回到距兰州不到一百公里的家中为外婆发丧。那是妈妈生命中极为悲怆的时刻，她仅七岁就永远失去了母亲，而她的母亲只有三十五岁。

没有了母亲，生活还得继续，好在妈妈的家庭是个大家族，在条城街面上开了香铺和油坊，也置了一些薄地以饱口腹。大姨接替了外婆在家族中分配的内务活计，跟她的婶子们轮流推磨辗米、挑水做饭、织布缝衣、喂猪养鸡……，妈妈的任务则是照看那个嗷嗷待哺的弟弟。背着弟弟，带着妹妹，东家西家地求着哺乳的妇女给幼小的弟弟喂奶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否则弟弟就会饿死。如果有点空闲，能跟着同族的兄弟们到学堂，在外面听他们受着先生的训诫、看他们摇头晃脑的背书、放学后欢天喜地地玩耍，则是妈妈童年最快乐的时候。可是妈妈只能羡慕，和他们一起读书永远都是奢望，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上学读书只是男孩子的专利，况且她还有重要任务。

然而，外婆拿命换来的小儿子，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并不佳，三年后因为偶感风寒不幸夭亡了。

妈妈结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4年，次年生下大姐之时，恰逢新中国全民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妈妈毫不犹豫的带着自己襁褓中的女儿走进了识字课堂，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妈妈是聪慧的，更是勤奋的，很快就从识字班脱颖而出，成了众多目不识丁的男男女女的班长，帮助老师辅导他们学习，俨然一个小老师。

可是脱盲并没有动摇根植在父母骨髓里的传统观念，虽然受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思想熏陶，但自古以来的经验和生活的现实告诉他们，没有男劳力，家庭会面临许多困窘。可天不随人愿，在十几年时间里先后生下了多个女儿之后，年过四十岁的父母终于认命了，无奈地放弃了他们的执念，此时的妈妈忧郁而迷茫，忧郁的是下一代没有男孩遭人歧视，迷茫的是未来的依靠在哪里。

我和我的姐妹们

我生于1967年，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

我的记忆始于外面喧天的锣鼓和家里妈妈粗糙的双手。

那时候经常有各种宣传队从门前路过，他们敲着锣、打着鼓，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后面是载歌载舞的人群，有很多还是戴着红领巾的学生。我太小走得慢，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离开，而二姐则可以让人特别羡慕地跟在这支热闹的队伍后面，一直逛到队伍解散才回家。

妈妈的手在接触到我的皮肤时会很扎，以至于我常常觉得她手上长了刺；常年的操劳使那双手布满了裂纹，裂纹上横七竖八地贴着胶布，经常会有血水从胶布中渗出。妈妈无疑是最勤劳的，夜以继日地、年复一年为家庭操劳。她不怕吃苦受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的孩子们，生怕有个闪失，重蹈了当年她弟弟的覆辙；她拼命地供着我们读书，从不因为家里的事情耽误我们学习，痴心不变，无怨无悔。这样执着到底能改变什么，妈妈并不是很明确，她只知道那是她儿时求之不得的梦想，知道她的兄弟们都因为读成了书离开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可是我们读了书又能去哪里呢？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已经结婚的大姐考上了中专，两年后分配了工作，去了县工商局，成了人人都羡慕的国家干部。姐姐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引导并激励着我们踏上了改变个人命运的征途：每天清晨，勤劳的农家人的炊烟还没升起时，姐妹们总会陆续从炕上爬起来，拿上书到外面去背诵；晚上吃完饭后，昏暗的灯光下，低矮的饭桌旁，总会围着几个脑袋，或书写、或讨论。妈妈则在一边默默地干着家务，或洗洗涮涮、或缝缝补补。

1983年，二姐考上了大学，成了当时全村稀有的大学生；隔了一年，我也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全家人欢天喜地。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全村，一时间让我家成了全村人谈论的焦点。父母亲一扫脸上的阴霾，似乎一下子就忘记了他们没有儿子的现实。

第一次离开家来到省城，宽宽的柏油马路、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在街道的公交车、花花绿绿的百货商店……满眼都是新奇。走进大学校园，功能齐全的实验室、安静的图书馆、标准的运动场、博学慈祥的老师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同学……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满心喜悦，我的愿望终于实现啦！

可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天之骄子”的我就遭遇了难题：因积劳成疾，父亲患了重病，被大姐接到县城治疗了，家只有妈妈一人在支撑，爷爷奶奶已老，妹妹们还小，并且都在读书。以妈妈一人的力量，如何供养两个同时上大学的孩子和一家的老小？

辅导员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上下奔走，积极为我争取了每月20元的助学金。这笔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资金，在当时就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对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来自学校和老师的关怀，不仅解除了我的困境，温暖了我的身心，照亮了我的前程，还给了妈妈希望和信心。没有了生活担忧，我又能全力以赴继续学业了。

靠着国家奖助学金的支持，我们姐妹俩先后顺利地从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二姐去了一家省级科研院所，而我分配到了兰州化工学校，成了一名教师。这是我一直追求的梦想，自始至终，恒未改变，在这一刻终于实现了。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回顾经历，感慨万千。第一次走上讲台，我无比的激动，也无比的自豪。

女儿

女儿生于1993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大。

女儿出生在医院，怀孕后我就在医院建了母婴保健卡，按医院的要求反反复复做了多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当我告诉妈妈我将在医院待产，医生说万无一失时，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外婆难产是妈妈心中永远的伤痛。

女儿三岁时，我们第一次搬家，从两家合厨的单间搬到了一室一厅的独户，一个月后，为了方便老家的父母快捷地联系到我们，又花费了两个人将近半年的收入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房间一下子变大了，地面铺上了瓷砖，平整而光洁，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走路了，女儿兴奋地在家里蹦来蹦去，还时不时拿起电话，一本正经地假装与爷爷奶奶通话，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的老家全村只有一部电话，安装在村部。

女儿五岁时，我们利用暑假带她出门旅行，去了深圳。一踏上深圳的土地，我们就被第一个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震惊了：湛蓝的天空、高大宏伟的建筑、宽阔笔直的马路、路边郁郁葱葱的草木、优美的园林……此景只在画中有啊。在深圳的几天，我们感受到了绿的世界、美的世界、花的世界，感受到了经济特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也感受到了我国南大门打开时扑面而来的春风。我们兴奋地去了罗湖口岸，隔着口岸看到了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

最后一次搬家是在女儿初中毕业前夕，我们搬进单位集资新建的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里，此前我们辗转搬迁了三次，居住条件一次次改善，这次女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有了专门用来学习的书房，她高兴极了，精心地设计布置着她的房间，选了淡黄色的房顶和淡粉色的墙壁，帖上了喜欢的画报，买了心仪的书桌。不久，女儿考上了西北师大附中，读书离家远了，为了方便接送她，我们又购置了一辆家用轿车。

2018年，我们再次来到深圳，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机场、快速便捷的公交、整洁有序的地铁……可这一切不再让我们心潮激荡，因为我们家乡也在这二十来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美丽乡村山青水秀、农家美居星罗棋布……。而父母也在早多年前随着小妹考入大学，离开厮守了一辈子的土地，跟着我们姐妹们居住在兰州，以享受天伦之乐。身处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我们已经不再惊叹于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三年前，女儿在大学毕业后漂洋过海到国外深造，这一次的深圳之行我们是送女儿赴香港攻读博士学位。当我们通过罗湖口岸，踏上香港的土地时，我竟然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们真的和儿时传说中的香港热情相拥了吗？透过女儿如花的笑靥，我似乎听到了一百多年前隆隆的炮声，看到了童年时的妈妈求知若渴的目光。

此时的我，经过单位的培养和个人不断地努力，也从一名青涩的年轻教师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授。

后记

2016年，82岁的妈妈不小心摔倒了，造成了髋关节骨折，医生建议手术置换人工关节。决定是我们姐妹们商量后做出的，怕妈妈有顾虑，并没有让她知道。当妈妈重新站起来，知道自己体内置入了一个人工关节时，嘴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O”字。

更让妈妈意外是，这次手术的大部分费用都通过社会医疗保险报销了。

而女儿，在妈妈手术的前一天，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花了15个小时，跨越南北半球，从一万公里以外的墨尔本来到了妈妈的病榻前。

妈妈说：我真是幸运，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医学技术先进、通讯便利、交通发达、生活有保障，我还想再活80年呢。

我和女儿何尝不是如此呢？生活在新时代，我们是幸运的；创造着新生活，我们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