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学院：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烦恼，您再次来到学校，有没有什么感受？会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春岁月吗？

解海龙：当我踏入南传的时候，我就发现学校的学生精神面貌很好，看到你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同学们，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被耽误了，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去当兵，回来之后，我就进了工厂，和你们在校的年纪一样，当时我的文化教育程度只有初三的水平，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读书。在前几年九月份的时候，正值梅雨季节，我来到南传，天晴之后，就会看到同学们拿着被子在外面晒太阳，我很遗憾自己没有住过学校，没有这样新奇的体验。我还看到同学们在一个广场上，满地都是快递，每个同学都在翻找属于自己的快递，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没有快递这一说法。总而言之，我们学摄影的人看什么都是新鲜的，都是感兴趣的。学生时代的孩子们，总是如此朝气蓬勃，连走路都是带着跑的，所以，每次进入校园我这种感觉都会更加强烈。

摄影学院：看简历您是41岁的时候，在1992年才进入中国青年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进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一家媒体，选择去做一个记者?能和我们讲讲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解海龙：人们都说三十而立，可是我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而立的感觉。当时，我拿着相机在工厂里拍摄一些工人们的劳作、运动会、联欢会等等。有一个职工新婚在即，我也拿着相机记录这一美好的时刻。总的来说，那个时代我们身边很少有人去照相馆拍照，所以我们给人拍完照之后拿出照片在橱窗里边展出的时候，工人们总是热情兴奋的看着橱窗，互相开玩笑：“你瞧你笑得多好。”“你看你怎么低着头。”大家欢声笑语，我也很开心。

但是我那个时候仅仅只会拿着相机给人家拍一点照片，还谈不上摄影。三十没立，就想赶紧弄出点名堂，让大家知道我是真正摄影师。别人不会的我就想学会，别人拍不好我就想要拍好。所以我就刻苦学习，经常获点奖，照片登在各种报纸上。人们看到照片底下写着你名字的时候，都说“你看，拍的真好，就是不一样。”这也激发了我当记者的兴趣和热情。

实际上，人都是由一种失败而走过来的。我第一次照相的时候也是很不熟悉，给部队拍照没有挂上胶卷，闹了个笑话。所以知识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要摸索着走进摄影的门槛，才能真正接手摄影工作。

摄影学院的编辑正在对解海龙老师做专访

摄影学院：从您的作品以及希望工程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开始关注贫穷和贫困，然后涌向这些地区，比如这几年大热的凉山题材，但有的现象就是故意去拍摄所谓的“苦涩”议题，当中的作品水准也是良莠不齐，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解海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初学摄影时,目的就是想获奖然后发表，而获奖和发表的理由是要去拍蒸蒸日上的题材，拍繁荣昌盛的题材，要歌颂，用几个字来概括就是“褒扬正气，针砭时弊”。社会往前发展，无论是记者还是新闻工作者，就是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这样才能不断地去发展，当时有一些摄影比赛，题目就是“谁的心灵美”“五好四美三热爱”，所以我们拿着镜头专门找那甜甜美美的题材。如果是拍摄计划生育，可以拍一个人带着五六个孩子愁眉不展这样的题材，这是属于批评的摄影，也可以拍摄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蹦蹦跳跳放着风筝的题材，但在当时，一定是后者更容易被发表作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拍了大量这种甜美的作品。可是拍着拍着我们感觉生活并不是天天都美好，你要反映人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这是人们的本身情绪的一种表现，如果每天都拍摄他高兴开心的一面，从早上你一睁眼就乐，一到晚上睡觉还是乐的，这不符合现实，他有高兴的时候，也有焦虑的时候、激情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整体去表现，这才是真情，才能鼓舞人们。

在当时我已经得过很多金奖，已经是所谓的“获奖专业户”了，找到了关于得奖的这种窍门——那就是拍好甜美的题材，但是老师说：“你这些片子不深刻，看了以后就一笑了之，那什么样的片子才深刻呢，就是令人思考，找到社会事件的本质的片子，能给人提出一个问题，并开始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使得它能够变好。”我一听这个，对呀！赶紧去看看书吧，书里很多经典之作，就是人们情绪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客观反映事实，实际上摄影的真谛是记录，老师说了一句话“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就思考什么是令人思，我怎么就拍不出令人思呢？我就满处找。这个时候老师说，你这个人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年轻时眼里的东西应该都是光明的、美好的，老在生活当中去找那种不美好，找那种焦虑，找那种烦恼，那么心态都会改变。

我在想，我们拿着相机到底是干什么，所以后来我就在找什么是大家关注的，老百姓他焦虑的是什么？他的困难在哪？在找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人拍了一些类似的图片，比如说在安徽滁州地区有个凤阳小岗村，有人记录了十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一开始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吃不上，喝不上，每天在地里刨食，最后一年下来挣那点粮食还不够半年吃的，还出去要饭，没有人记录这些东西，你要记录这东西，不就是说我们国家不好了吗？结果这么一来大家专门去找好的一面，比如凤阳花鼓戏跳啊唱啊等等，但实际上老百姓却还是都吃不上饭。

但唯独有一个人他就觉得应该要去记录，记录今天告诉未来，让后人知道在我们70年代、80年代，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每星期就骑着自行车走七八十里地，到小岗村去拍摄，拍摄老百姓干活，庄稼旱了以后怎么着急，然后吃饭也吃不饱等等的日常生活；拍摄完之后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情景，于是就偷偷摸摸几个人商量，咱们把这地分了吧，分完以后交出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多剩少就是自己的，就采取这种分配制度啊，结果慢慢的好起来了，老百姓们脸上有了笑容，然后幼儿园也盖起来了，俱乐部也有了，敬老院也盖起了，慢慢的生活好起来；结果全国都向他们学习，那一段时间就好起来了，他拍摄东西就很有价值。我看了他这些照片，对他说：“你把这弄起来，我好好学习学习，我在北京有个展览厅，我给你办一个展览。”结果办展览的时候，中央领导都上我的文化馆来看了，我们那条街全都站满了警察和部队，为什么？这是重要的一个大型展览，特别有意义，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和各种新闻单位都来了，一下子我们就全震惊了，我们一个小的文化馆怎么干成这件事了呢？就是我们看准了这个事儿是值得报道的，那个时候正值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其实这些题材满地都是，比如当时骑自行车打气难，要排长队打气，取奶也难，理发都排大队，道路也不通……这些都是问题，于是大家都拍下来，结果拍一个问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还有好多好人好事，比如有的人不听话在河边滑冰，结果掉里头了，这时候大家齐心协力，最后把人给救出来了，这种片子就特别的让人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是美好的，但是也是批评，批评什么呢，水深危险，这牌子就是那戳着，你就不听话，你上去往还划，那不就是批评这种人吗？那个时候社会很活跃，摄影也很活跃，慢慢的我得了那么多奖，我感觉自己的路走对了，但是老师的那句话又回想在我耳边，就是令人喜的片子就是不如令人思，要用广泛的认同反映现实的生活，用广泛的角度歌颂人民和祖国，这个歌颂人民祖国是歌颂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不怕苦不怕累，工作白天晚上的倒班干，那就叫歌颂，但是这辛苦它也同时反映出来了，所以这样的照相鲜活生动，一看就记得住。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传得开，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这样的才是好片子。所以自己的小甜美，小感受，小资的小快乐，这些就是属于小的感觉，我们要有大的思维和眼界。

后来到了1986年，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专题。1986年中国两会开始提出了一个议案，我们国家已经10亿人口了，但是失学的孩子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别山，沂蒙山，太行山这种大山里边，老区国家级贫困县，他们过去是为革命奉献，后来计划生育实行，生孩子变多，但意识思想进步慢造成了生活落后，这时候就提倡提出新的政策，大家就去寻找问题。

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抓住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确立的关键，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在当年两会上通过的。不上学就犯法，谁犯法了，学校不让孩子上，学校就犯法了，老师不让孩子上，老师就犯法了，家长如果不让孩子上，那家长就是违法，提高了另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当时，我认识不深，后来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中国有多少省，中国有多少县，哪些地方是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到底是多少。就因为认识到现状，促使着我拿着相机走到人民中去，走到生活中去，现在很多人称为沉浸式，沉浸式就是下到基层，一定要到村里去，跟老百姓在家里住上，然后才能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故事特别感人，拍着拍着我就掉眼泪了。我拍摄了大量的素材，拍完回到家中迅速地冲洗胶卷，冲完了赶紧发表出来，我的宗旨是“多拍快跑”，因为我现在每拍一个孩子，让别人知道了，向他们讲出故事，别人就会献爱心实际地帮助他了，让他去上学，这不就等于得奖了吗？这不就等于找到了一条摄影的真正道路吗？然后大家就说他怎么明白的那么早呢，实际在前面我已经走过了一条弯路。

摄影学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跟您当年的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如今出现了一种现象，大家为了获奖去拍摄苦难，比如去拍拾荒者等等这些人群，深入和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题材，但是往往大家都去追求这个东西，反而忽略了身边很多美好的事物，像现在网络上有个词叫emo，形容一个人的内心很苦闷，我们往往忽略了生活当中的快乐，您提到我们在拍摄照片需要的是去思考，请问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予我们这代人，我们需要关注到哪些问题？

解海龙：我们有一个词叫做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什么？是别人都去做了，而我不做，你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大家在蜂拥而至时，若是没有独到的见解，就会导致你看不到现实，这个社会甜酸苦辣都要有的，都要去如实记录，不能片面。这些年很多人认为我以前拍摄关于苦难的东西，尝到了甜头，能够让我获奖和出名，结果大家都去同一的题材，明明有更多可以报道的，有意义的内容。所以你需要思考去拍摄的意义，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并不是说拍苦难对不对，拍甜美对不对，而是你需要如实地去记录，如实记录也叫客观记录，记录下身边你熟悉和了解的东西，展现给后人就是影像档案，这个档案是有好有不好的，好的我们就是要弘扬，不好就要针砭时弊。

如今，“大眼睛”这个题材以及这张照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现在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学生、学校、社会、家长等有没有新的问题？答案是有的，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的需求，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好起来，让他们的文化生活好起来，精神面貌也好起来，我们现在是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医疗问题，卫生问题等等问题，那这些问题不能不触动，我们摄影人就是要扬我们的长避我们的短，我们有着一图胜千言的精神，抓住一个点，不是一大堆，这张照片在社会上可能就会起到很好的反响。

摄影学院：2010年，您退休那年，小波老师在北京崇文门采访了您，13年后，在南京，我们以小波老师学生的身份采访您，在您退休的这13年里，生活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或者对摄影有什么新的见地吗？

解海龙:不变的是一直对摄影的热情。一个特别理性的人是搞不好摄影的，对生活充满激情，有感情色彩，每天总会给我带来崭新的感觉。2011年退休，我就给自己提了八个字，叫“关注纪实”这是我的中心思路，后面还有四个字是“扶持新锐”，我如果专门找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他们新锐不了，他们拿着相机拍拍荷花，拍猫拍狗这就是他们快乐的晚年生活。新锐就是有当代的理念，他的思维是能串联的，看到事物能够衍生更多的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拍东西拿来一看，都是一样的东西，怎么就不能跳出来，怎么就不能弄点新鲜东西。当我看到一个人东西拍的不那么到位，但是他的想法新，点子新，我们就要扶持他，引导他怎么拍好这个片子，掌握好片子的情绪。

摄影学院：给年轻的摄影师，尤其是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有没有什么忠告和建议？

解海龙：我在这十几年里一直在带一些愿意在纪实摄影上走得更远的人，引导他的选题，看看符合不符合他，选题并不需要老上那两千多公里外的地方拍摄，十里之内，必有大片，我们可以在身边去找一个符合自己生活的选题，如果你是个中学教师，可以拍中学生，如果你是一个铁路工作从事者，那你就关注这方面的事，从身边出发。我们现在不缺拿着相机的人，今天的问题不是怎么拍，而是拍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选好了题再去拍。

摄影学院：上一次来南京传媒学院是三年前，三年后来南京传媒学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吗？

解海龙：每次来都有新的感受，之前都是九月份、十月份开学季，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来，这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到大学里来，这两年大学里走到哪都是冷冷清清，现在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都恢复正常了。我老替前三年的那些大学生感到可惜，这几年同学们之间都没怎么见面，幸好有网课和看书能学习，那么既然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大家就别再浪费时间了，珍惜春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