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之一，法律只能强制性规范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行为，遵纪守法是约束每个公民必须的、基本的要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言谈举止也时常会出现一些于法无依据、于情不合理的问题和现象，这就需要用规章制度、公序良俗、道德情操予以规范、调整和引导。

今天我们喜欢谈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俗称“三观”，但人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大多数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肯定是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只有少数有气节的君子才会宁可饿死也要坚守人生信念，不食嗟来之食。古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有介子推取义成仁，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舍生取义、殉国亡身；近现代有鉴湖女侠秋瑾视死如归，有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为追求真理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当然，古往今来也有伯嚭贪财好色、见利忘义、亡国亡命，有秦桧苟且偷生、叛国投敌，留千古骂名，有吴三桂、汪精卫变节叛国之流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物质可以让人活着，人活着才能思考，才能产生精神。委曲求全可以活，苟延残喘也可以活，但有尊严地活着似乎不太容易。特别是在人生的重大时刻、紧要关头，有人选择背信弃义、背叛国家民族、苟且偷生，有人选择捍卫尊严、大义凛然、从容赴死，可见精神又高于物质。当然，人们更多的是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面对功名利禄，各人的算计和选择难免不同，只要符合法律、道德，我们无须责备，但我们更提倡的是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笔者以为，“三观”简言之就是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与死、得与失的最基本的认识和选择。古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可见“三观”不合的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上世纪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时，少数人为了利益和生命助纣为虐、甘当汉奸，大多数民众表面顺从隐忍且不甚配合，还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惜生命奋起抗击——面对敌人的劝降，杨靖宇烈士慷慨激昂：“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就是民族气节，这就是英雄主义！比之于选择保命、逆来顺受，心里也想着、盼着别人去打鬼子、除汉奸的那些“聪明人”，实在是天壤之别！

一个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自己的“三观”。比如从小就崇拜英雄、梦想长大后当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医生等等，却鲜有年轻人梦想当工人、农民的。立大志，要从小做起，更要从小培养做一个遵规守纪的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当然崇拜岳飞、文天祥、杨靖宇的人多，喜欢秦桧、汪精卫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台独、乱港分子和网上大V崇洋媚外言论就是佐证。近期，举国欢庆孟晚舟女士归来，孟晚舟女士在视频面对美国检察官陈述了事实、明确表示不认罪，但却有“孟女士是向美国认错后才得以回来”的不和谐之声。有极少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1840年后，我们是落后了，但近100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奋力追赶超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在强起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时，我们担负的任务会更加艰巨，面临的困难会更加超常，投身的斗争会更加激烈，但我们有的是无坚不摧的信心、有的是排山倒海的力量。

    不可否认，英雄可以超越种族，但英雄都是有民族之根，都是有国籍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名的英雄数量极其有限，成万上千的无名英雄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真动力。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新智慧的结晶，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但仅留蔡伦、毕昇之名，且蔡伦、毕昇也是改进了前人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现并创造的中医中药、丝绸、瓷器、茶叶、豆腐等成果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同样不可估量！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在千百年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无不是为了提高人类生存能力，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发明火药之初也只是用于制造年节喜庆、驱邪除魔的烟花炮竹，后明代万户先生制造了升天探索的火箭，而西方帝国主义却用火药造出杀伤力无比惊人的枪炮，行掠夺扩张、屠戮奴役、殖民统治，这哪里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推动，分明是对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的无耻张扬！前不久，西方美英澳法诸国因潜艇事件，为了利益被称之“被后捅刀”，互撕得不可开交，什么契约精神、盟友情谊，在利益面前，碎了一地，丑态百出。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图腾，立场不同，认定和崇拜的对象也必然不同。如人类公敌希特勒，西方新纳粹分子至今仍将其视为精神偶像，日本臭名昭著的二战战犯至今仍被视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因其政府官员的参拜不断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受害国家的强烈抗议。因此，我们要崇拜的英雄，其所做出的贡献必须是可以受益于全人类的、全民族的、整个国家的，而且应该是正义的、和谐的。如美国二战时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造出的原子弹轰炸日本，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以尽快结束其法西斯兽行；又如被誉为我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络购物”，不正引领了世界科技进步，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吗？但我们却没有刻意列出某位科学家的大名。

前几日，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介绍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博士“百年人生”的文章，不可否认作为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的确是当今公认的世界顶级大师，他对科学孜孜不倦的探索令人敬佩，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因个人认知的差异，我写下了“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在追求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上，与邓稼先、钱学森等大师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留言，却遭到“怒怼”，言意对诺奖得主必须恭敬，后被拉黑。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在1971年后才回国访问，并对祖国科技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今以近百岁高龄之身，定居清华园教研、养老。上世纪50年代，同为海外学子，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邓稼先、钱学森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意气奋发、满怀报效祖国之志，从海外毅然归来。邓稼先隐姓埋名地为祖国铸造和平的盾牌，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一声惊雷，就是他和同伴们送给祖国最隆重、最壮美的厚礼！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后参与领导建设我国的导弹及航天工程，开创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保障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邓稼先在上世纪70年代一次核试验事故中舍身探险，身体遭受核辐射重创，不幸英年早逝。还有在飞机遇难时仍不忘用身体紧紧保护来之不易的试验数据的科学家郭永怀烈士等前辈，如果当初他们也选择留在国外，工作、生活条件优渥不说，凭他们的聪明才智，也许世界就会多了几位诺奖得主，但祖国却少了几位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和生存环境吗？

1972年，杨振宁先生在上海接到邓稼先释疑的来信，明确告知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之时，杨先生泪流满面，他是为祖国强大高兴，更是对邓稼先等中国科学家的崇敬和钦佩！没有国，哪有家？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有人保持沉默，同样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回国参加建设的导弹航天专家梁思礼先生在晚年说：“当初我们一群同学出国留学，学成后有人留在美国造导弹瞄准中国，而我是回来造导弹保卫祖国的”，这就是我说的差距。

崇拜科学家，敬慕诺奖得主，无可厚非，虽然科学、诺奖无国界，但是科学家、诺奖评委、得主都是有祖国的。在对他们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表示敬佩之余，对他们的“三观”也应该客观理性看待，否则，对高喊“人权、民主、自由”，却开启“重返亚太、围堵中国”，并荣获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我们也要表示敬意吗？！个人之见，诺奖很重要，但也不重要。华裔诺奖得主已有不少人，除了杨振宁，还有与他一同获奖却相对低调的李政道博士等人，中国大陆也有莫言和屠呦呦。对于莫言的获奖，我们暂不做评论，但对于屠呦呦，我们必是心怀敬意。因种种原因，屠呦呦还没能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学术最高头衔，她用“青蒿素”挽救无数生命而获奖，在领奖感言和面对西方记者时自豪地说：“我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果。”并谦虚幽默地回答，“没有成为中国院士是我还没有达到中国标准。”回顾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梁思礼等大师为保卫祖国、捍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当今世界亿万人的粮食问题，他们虽然都不是诺奖得主，但他们对全人类的贡献一点也不比诺奖得主逊色！

今天的岁月静好，那是有人在牺牲个人利益，为我们负重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需要我们牺牲小我，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但成功路上一定有我。我们要做民族复兴伟业的建设者、保卫者，同时也会是一个受益者。在全世界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中华大地却经济稳定、生活安定、盛会不断，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党的坚强领导、制度优越的体现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凝聚力量、鼓舞斗志，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要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奉献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