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体义

　　“大河文明”系列文化讲座6月3日在郑州市图书馆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袁广阔主讲《文明曙光--华夏文明的形成之路》。袁教授认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展露文明曙光，仰韶文化中晚期华夏文明迎来了一次转折,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起来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袁教授通过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发展成就、礼仪与祭祀以及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华夏文明形成初期的面貌和状态。中华文明筑基起源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蝶变时期。此时，黄河两岸的裴李岗文化先民打磨石器、驯养家畜、开垦田地，开启了新石器时代的新纪元。他们居有定所，聚落规划有序；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经济多元并重；工艺多样，制陶、制石、制骨等技术先进；更有音乐卜筮，刻甲作书。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龟甲、响石遗存，勾描出一套繁缛的祭祀程序。正是在这样漫长的宗教祭祀过程中，文明开始蝶变，村落成了国，符号变作字，巫师成了首领，卜具定为礼器。

　　袁教授说，约在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核心文化，其分布中心在嵩山周边的黄河中下游、淮河上游的颍沙河流域。文化特征以鼎钵壶罐为代表；与裴李岗文化相毗邻的同时期重要考古学文化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它的影响。裴李岗文化蓄势中原，带动影响了周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使中国广大区域出现了明显的裴李岗化，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7000左右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化面貌较为统一的文化圈。其先进的文化因素又被后继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承、改造，并在广泛吸收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交融、损益，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可以说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黄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华文明。

　　讲座中，袁教授以郑州地区仰韶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为例，阐述了华夏文明的转折之路。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中国新石器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这个中心就是中原。

　　袁教授说，中原地区在进入古国阶段的过程中，采取了重视王权建设的中原模式。中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晚期的中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迹象，社会等级分化也十分突出。中原王权国家以“祖先崇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少有大型礼仪建筑，他们利用黄土肥力和适宜环境，倾力于民生，并注重军事实力整体提升，从而为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轻宗教而重民生”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袁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筑基起源的过程中，大河村文化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蝶变时期。在承继庙底沟文化深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吸收并融合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手段，以“王权建设”为目标，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起来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袁教授强调，一个文化遗址的重要和“高级”与否，不仅仅在于那些精美震撼的玉器，这个遗址对周边的辐射影响力，是否聚集了更多的劳动力才是关键。直到今天，人口数量和人口吸引力仍是衡量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