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一个亘古存在的政治话题。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繁荣发展；处理得不好，国家要么陷入内乱甚至分裂，要么失去活力乃至衰退。

我国古代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总体上是中央集权占主导。历史上几次大分裂时期，都与地方势力过大有关。元明清的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通过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确保了延续千年的大一统格局。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遏制了地方的自主性，社会上出现的新兴生产力因素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使封建的腐朽统治又延续了好几百年，成为近代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来看，在“家天下”的统治框架内，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都是“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是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我们党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代行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但我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一个省比有的国家还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怎么做到既能保证号令统一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为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既注重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又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使两个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从制度层面对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作出刚性要求，努力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落实好全会精神，必须科学把握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提高政治站位，克服本位主义，形成上下一条心、合力办大事的生动活泼局面。

在事权划分上，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同时，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形成权责一致的管理体制。

在财权分配上，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按照分税制原则，把适合作为地方收入的税种下划给地方，为各级政府履行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财力保障。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那天起，人民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一路走来，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深深践行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公仆情怀和使命担当。

（摘自《中国制度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