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信中还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1934年3月20日

刘少奇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文章指出：苏维埃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农民们和工人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举行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目前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应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红军当前的三大任务是：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认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张学良的策略是：蒋、张分开；互不侵犯；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1948年3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的论断。通报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还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同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时还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不对的，应当立即加以检讨。这个通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26年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1987年

3月20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发行。增订本由原书的22篇文稿增加到44篇，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布的内部谈话。全部文稿都经作者本人审定。新增文稿大大充实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

1990年

3月20日－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17年

3月2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2018年

3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当天，他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图为会议旧址—长汀县城水东街“辛耕别墅”。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转自微信公众号：“共产党员”

微信扫一扫      关注此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