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记忆

———轧钢专业创立初期的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教授

2008-03-30 作者 王克明

斯米尔诺夫教授夫妇和儿子1956年摄于哈工大土木楼前

前排左二为斯米尔诺夫教授

今年春节期间与曾经在轧钢教研室工作过的戴玉升学长通电话，他告诉我：我们敬爱的老师———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教授，在他的亲人们相继离开人世后，自己一人独居，不幸在无人知晓中阖然长逝。得知这一噩耗后，很多当年受教于他的学生和了解他的同志也无不感叹，我特地写下这篇短文以寄托我们的思念。
　　1955年是举国上下火红地投身到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为了让中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制造出像轧钢设备这样的成套装备，武装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用最短的时间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国家决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轧钢工艺及设备专业。就在当年的秋季学期开学时，苏联莫斯科鲍曼工业大学斯米尔诺夫教授受苏联政府的委派，风尘仆仆地带着夫人和小儿子来到了哈尔滨。
　　斯米尔诺夫教授负担着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要为不同背景的12名研究生和刚从金相专业转过来的20名本科四年级学生讲授两学期轧钢专业的主要专业课 《轧钢设备》，共计240学时，另外还有40学时的《轧钢机润滑设备》课程。当时我们所用的两本教材是轧钢设备设计领域的“祖师爷”———采利柯夫院士于1946年撰写的，时间已过了十年，不免显得有些陈旧。因此，他尽可能地将最新的材料用生动的语言和简洁的图样教给学生。他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利用一切时间撰写书稿，在58年他回国后以与采利柯夫合著的名义出版了《轧钢设备》一书。此教科书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成为全国轧钢专业的首选教材。
　　与哈工大其他苏联专家相比，斯米尔诺夫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即如何建立实验室。现成的轧钢设备是不能用来装备实验室的，只得由他指导赖明道等几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研究生来做技术设计。他的指导思想是要使用有限的资金千方百计地为我们设计出一套比他们学校更先进、更实用的实验室设备。因此他反复拟定每台设备的基本参数、无数次勾勒结构示意简图，然后让研究生去作技术设计。这种做法有时候简直到了令人不堪承受的地步，可是在他看来，只要能设计出一套技术先进、造价低廉的实验室轧机他就心满意足了。根据一机部的安排，从沈阳重机厂抽调了一批工程师在他指导下完成了施工图纸的设计后，包括一套四辊可逆式轧机、三架二辊轧机和一台十辊矫直机在内的实验室设备，于1958年由大连工矿车辆厂（大连重机厂的前身）制造后交付给我们。这套实验轧机远比当时他们学校的要先进得多。直到今天，这套堪称新中国第一的实验轧机已为我校轧钢、自动化和液压等三个专业的师生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而且还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斯米尔诺夫教授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待生活严肃、节俭，对他的同事、学生极端热忱。当年哈工大几十位苏联专家的住地离学校并不远，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是，学校规定专家上下班必须车接车送。斯米尔诺夫对此规定意见颇大，他认为此举实在是一种浪费。另外他认为走路上下班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有益于身体健康。学校的有关单位认为他的意见虽然值得考虑，但是他的安全还是必须要保证，因此一直没有同意。在多次反映得不到结果后，他直接向在轧钢教研室蹲点的李昌校长提出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李校长的同意。但李昌校长同时指示教研室的同志，必须陪他一起走。多数时间是我陪他走的，于是我在与他边走边聊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又得到了他的言传身教。
　　当年哈工大的几十位苏联专家都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享受着极高的待遇，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很多苏联专家经常邀请中国同事和学生到他们家里做客或者参加各种文娱活动。然而斯米尔诺夫却从来没有宴请过他的中国同事和学生，也没参加过我们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在离专家宿舍不远处举行的晚会上，有人提议请他来一起跳跳舞，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和另一位本科学生一起到他家去请他，岂知他还是不为所动。在我的记忆里，他在哈尔滨时唯一一次个人休闲活动是在57年盛夏。那时因为我们专业的学生延期毕业，他的家人也已经先期回国，因而他同意去松花江畔钓鱼。斯米尔诺夫堪称是位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除了抽点烟外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其它的嗜好。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冬夏，他总是身着一套整洁的灰色西装，只在登上回莫斯科的列车时才换了套咖啡色的。
　　虽然只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短短两年，但他对中国情有独钟，时刻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除了文革期间，他与我每年都有书信往来。改革开放后，戴玉升多次到过他家拜访，每次都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招待。他特别关注教研室和弟子们的近况，2000年他把57年哈工大送给他的纪念相册和一个印度花瓶托戴玉升转赠给我们。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后，我们立即编辑了一个相册回赠给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十分困难，退休老人的困难尤其突出。经戴玉升提议，我们这些弟子们为他凑了些美元接济他。虽然他很坚强，最终还是接纳了。1993年，连家创校长访俄时也正值此阶段，但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斯米尔诺夫教授还是天天满怀热情地陪着他们，起到了一个尽心尽职的向导作用。他不但促成了鲍曼工业大学校长与连家创校长的会谈和两校间校际友好合作协议的签署，还不辞辛劳地为代表团联系诸如斯坦金大学等需要拜访的单位。出于一贯节俭的性格，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是坚持尽量不打车而选择步行或坐地铁。每到午餐的时候，他都要悄悄地离开代表团。后来连校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他的手提包里竟藏着一块用作午餐的干面包。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为人弟子者，感慨至深，却难以言表。
　　回国前连校长几次代表学校诚恳地邀请他访问燕大，他表示尽管他很想再到中国去看看，但是自己已经退休多年，没有甚么学术成果可供交流，婉言谢绝了对他的邀请。如今斯米尔诺夫一家四口都已先后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来源：《燕山大学报》第4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