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有类似的发问。几十年后，承继马克思主义对道路问题的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条道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具有历史性贡献、引导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创新性贡献、文明性贡献和理论性贡献。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勃勃生机。这是中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已诞生170多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度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也曾狂躁一时。然而，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各种风暴和压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时，指出这是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强起来而持续奋斗，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阔步前行，进而使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高潮。

中国道路的引导性贡献

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这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引导性贡献。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世界课题。“拉美现象”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陷入了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用西方的“鞋”套本国的“脚”，最终以陷入困境而告终。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纷纷走西方的路，不但没有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使本国发展陷入低谷。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解决了中国“欠发展”的问题，又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

由此，中国道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启示就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不能再走西方的路，而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注重本国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只有这样，本国才能获得其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

中国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中国道路对那些希望解决好本国发展问题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性贡献。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要做到这两点，可以从中国道路中获得启示。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注重基于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且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并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恒力来实现战略目标，还注重市场配置力量，这显然有助于加快发展；同时，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这又保持了中国发展的独立性。

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快发展，就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根据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实践发展新要求，正确确定好本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以合理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同时，要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既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把本国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本国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依靠本国人民，一切为了本国人民，坚持本国人民至上。

中国道路的创新性贡献

中国道路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创新性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面临三大根本性难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这就是所谓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平衡和治理”三种根本机制，可为解决这三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动力，汇聚着强大的发展能量，具有不断生成的动力机制。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注重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注重根据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并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予以实施，这必然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道路也注重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蕴含着保持平衡、和谐的因素，具有不断生成的平衡机制。比如，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既注重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注重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在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方略中，也包含着对平衡、和谐、稳定问题的关注；还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以人民为中心，就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其中的美好生活，自然包含对共享发展、和谐社会的追求，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注，对互利普惠的向往。中国道路还蕴含着治理机制，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社会的治理。中国道路立足历史方位，坚持与时俱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一布局中就蕴含着治理，依靠人民积极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这三种机制，能为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提供中国智慧。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诸多困境。资本主导是导致西方困境的总根源。资本主义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历史地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资本主义就必然出现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虚伪性暴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和平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其核心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找到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智慧：注重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注重运用资本但不让资本占主导。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一条注重自主创新并具有内生动力的道路，是一条注重凝聚共识并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道路，是一条既注重中国特色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道路。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文明性贡献

中国道路正在为世界贡献一种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文明性贡献。在“地域历史”时代所形成的文明本质上都是“地域性文明”或“民族文明”，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或人类文明。尽管某些国家号称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但若具有历史判断力、实践辨别力和理论思维力，就容易发现：西方文明本质上就是“地域文明”。把地域文明说成是普世文明，混淆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未认识到“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它犯了前提性的错误。而且历史和实践也证明，用西方的“鞋”套自己的“脚”，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当资本运作逻辑导致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不断扩大的时候，就逐渐会使“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逻辑上也必然使“地域性文明”走向“世界文明”或“人类文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固守于本国、本地区的“地域性文明”而排斥其他文明，制造“文明冲突论”。当今中国自觉主动地反映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相对注重和谐、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类意识，克服自身文明中的不足，与其他文明互学互鉴，逐渐创造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创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为核心理念的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中国道路强调各国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和多样性，蕴含着“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的人类文明基因和天下情怀。这种基因和情怀蕴含着中华新文明的元素，经过不断培育和生长，可以形成中华新文明。

中国道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

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多选题。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它认为西方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西方道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西方的历史已经达到人类历史的制高点，非西方国家只有走西方道路才有出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逐渐暴露出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难题。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惊人，逐步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逻辑地生成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智造”。这表明：现代化的方向无法绕开，但道路可以选择。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