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金融富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去否定今天的金融创新。金融是一种制度性供给，最好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包括投资者、金融需求者的需求，能不能满足日益多样化的不断升级的金融需求。这是金融体系或者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结构改革所必须考虑的。

金融的变革来自需求的牵引。有效率的金融一定是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社会和投资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无论这种需求是来自融资方，还来自投资方，这样的金融就是有效率的金融。但要做到有效率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就必须创新，机制和结构必须变革。金融变革的内在动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实体经济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金融创新只是完全的自我循环，实体经济根本不需要，这就不是创新，而是泡沫，是金融游戏，甚至是庞氏骗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金融的认知有不少偏差甚至错误，很多人不理解现代金融，不理解金融的未来，不理解金融与经济的动态关系。有人认为，金融是经济的附庸，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银行也好，其他的金融机构也好，就必须要为那些实质上没有前途的企业贷款。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理解。不要以为救了它们的命，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现代金融最重要的使命是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现代金融的精髓是着眼未来，而不是过去。但很多时候，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更多的是着眼过去，以为过去的经验就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金融领域，过去的经验需要总结，但不能停滞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关注未来会发生什么，有生命力的金融一定是关注未来的金融。

现代金融不是复制历史，而是在不断地创造历史。在现代金融的视野中，历史未必是未来的标杆。前段时间，我在一次全国性学术论坛上，专门论述了现代金融的本质。我特别强调，现代金融的本质就是创造资产流动性。以前观测金融运行正常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居民储蓄存款每季度是不是都在增加。如果每季度没有增长或者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慢，就会很担忧，认为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银行就会出现流动性问题。从表面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有疑问：如果居民收入部分扣除现期消费后的剩余部分，越来越多地以居民储蓄存款方式进入商业银行，金融结构将无法改变。

市场需求呼唤着金融功能的多样性。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需要金融提供多元化的、可以自由选择的、自主配置的资产。这些资产在收益和风险的不同结构层面上是匹配的，是一种复杂的风险组合。所以，居民收入增加后对于金融的需求，呼唤着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人们需要金融提供流动性强、透明度高的收益以及与风险相匹配的资产，以实现有效的资产组合。人们生活的改善不仅仅需要现期收入的增加，更需要存量收入变成存量资产后的增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构建存量资产的增值机制。

金融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脱媒”是最基础的力量。所谓“脱媒”，就是要绕开金融中介，通过市场平台完成投融资活动。“脱媒”的结果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金融变革的内在使然，是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推动者。

事物的本质变化来自结构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来自金融结构的变化。结构改变功能，结构不变，金融功能就不会升级。中国金融必须寻找结构性变革的道路，“脱媒”是金融结构性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金融开始由原来的注重融资，或者说从传统的媒介融资，慢慢过渡到以市场为平台的融资和财富管理。财富管理的本质是风险管理。从中介化的资源配置到风险管理，这是金融功能的升级。现代金融关注的是未来，重在孵化未来。为什么要孵化那些高科技企业？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要进行注册制改革？是因为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着眼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未来代表希望。不确定性与投资价值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通常说来，成功的投资者是不会投那些太确定性的企业。所谓的成功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不确定性。

在实践中，我们对金融“脱媒”的理解不深，某种意义上甚至曲解了金融“脱媒”。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储蓄存款减少了，就想办法甚至阻止金融“脱媒”以提高吸引居民储蓄存款。实际上，只要金融市场发展了，功能上也就开始转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这其实是金融功能的重大进步。全球性大国，其金融都会走“脱媒”或市场化的道路，差别只在于“脱媒”的程度。金融变革的规律和趋势不会因为国别的差别而有根本性不同。国别的差别、制度的差异，在金融“脱媒”的速度和程度上会有所不同，但趋势不会改变。

在中国，一方面金融“脱媒”在推动着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金融业态的变化和效率的提升。

科技对中国金融的重构产生了巨大效应。如果说金融“脱媒”有利于金融功能的改善和转变，那么科技的力量将大大提升金融的效率。金融从传统到现代，核心是金融功能的转型和发展，与之相匹配的是，金融效率也必须提高。如果效率很低，很难说这是现代金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提升金融效率呢？只能靠科技的力量。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科技，即金融科技。当金融科技把金融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新业态时，科技金融也就呼之欲出了。

金融科技是一种工具，而科技金融则是一种新的金融业态，属于第三金融业态。第一金融业态是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存贷款等传统业务，解决货币的流动性。第二金融业态是资本市场，通过“脱媒”解决资产流动性；通过资产证券化，把未来收益变成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可交易的资产，为社会创造资产流动性。资本市场将资产标准化之后完成了资产形态的转型，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和突破。在中国，这方面做得不够。我们是用非常实的资产进行证券化，实际上有很多专利、技术都可以证券化。这与庞氏骗局有根本的差别，但要把握好尺度，有时距离风险只有半步之遥。

科技植入金融，主要解决的是金融的效率问题。金融效率分两部分：金融的普惠性，金融服务的便捷性。

一是金融的普惠性。

传统金融由于管理半径的影响，也由于其商业原则的约束，很难服务于小微客户。从本质上讲，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他们有权要求享受到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大客户有规模性，可以享受好的服务，小客户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或许价格会高一些。科技金融成为一种新金融业态后，可以有效地服务小客户。这与美国次贷危机中客户下移有根本性的不同。美国次贷危机是金融结构没有变化，客户下移了，风险甄别的机制没有变化，次贷危机内生于其中。如果引入了金融技术，解决了市场交易的信用甄别，是能够把客户延伸到长尾客户中去的。

新的信用甄别机制如何建立？主要通过大数据平台来实现，而科技金融具有这种功能。所以，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小微企业贷款和小额客户贷款，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对于这类新金融业态企业，应该采取新的标准和监管方式。中国金融在不断地创新，但中国金融监管创新相对不足，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还在沿用一套比较落后的监管准则。用商业银行的监管准则是无法监管所有的金融活动的。不同的金融业态应该用与其风险特征相适应的监管准则。商业银行侧重于资本监管，资本市场主要是透明度监管，科技金融应侧重于技术的信用甄别能力监管。

金融在创新中发展，金融监管要跟上。要研究不同的金融业态产生风险的特点和规律。所有的监管都是为了管控风险的蔓延，但前提是对不同金融业态的风险来源、性质、结构以及外溢的可能性都要做透彻的分析，相应的监管准则才能制定出来。就像医生看病，没搞清楚病因，是无法开出药方的。比如新冠肺炎，看似像流感，很多医生开始都认为是流感，因为其表现出的流鼻涕、咳嗽、发烧等症状，与传统流感很相似。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才发现，这是新冠病毒，与传统感冒的病理机理完全不同。这是开发研制新疫苗的前提，更是未来研发特效药的基础。金融监管也是这样。对金融创新和新金融业态的风险，要进行科学分析，找到风险产生的机制。不要让蓬勃发展的金融创新，回归到单一的监管思路之中。

金融的生命力既在于功能的改善，也在于效率的提升。金融要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必须创造多样化的产品，运用多样化的手段，满足日益复杂的多样化金融需求，这样的金融就是好的金融。靠什么实现好的金融？靠科技创新，靠技术进步。金融效率的一个重要内涵，是金融的普惠性。科技植入金融之后，金融的普惠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是金融服务的便捷性。

传统金融有时候是不友好的。比如，客户生重病已经在ICU了，还要他来现场验明正身。这种做法虽然没有错，但首先不是一个善的金融。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科技金融带来了支付体系的变革，引发了支付方式的革命。这是中国金融引以为傲的创新。好的金融是要让消费者感到便捷、安全、低成本。成本既有付费成本，也有时间成本。有些网银设计了两三道密码，设计的验证码也是歪歪扭扭，弄错了又要重新来，这都是时间成本。

金融从传统走向现代，“脱媒”的机制和科技的力量非常重要。除此两种力量外，还有第三种力量，即开放和国际化。现代化的金融一定是开放的金融，封闭的金融很难说是现代金融，现代国家的金融最终都要走向开放。中国金融开放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中国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脱媒”的结果，大大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开放则使资本市场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国家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本币必须是可自由交易的，这是基本前提。人民币如果不是可自由交易的货币，资本市场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改革如何推进，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金融问题很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金融开放存在一个瓶颈，就是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还不是一种可自由交易的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信用可交易，定价功能，国际支付与清算，财富储备。前提和逻辑的起点是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可自由交易，以此形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价值中枢。在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还没有完成的前提下，试图用人民币对全球大宗商品进行定价是不现实的，试图实现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和清算功能，也是不现实的，试图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更是困难的。起点没有完成，后面的功能都难以实现。

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开放模式。中国金融开放的路径怎么选择？大家都知道金融开放中的“不可能三角”。对这个“不可能三角”，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所谓“不可能三角”，指的是既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又要资本的自由流动，还要稳定的汇率机制，那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没有最优，不能三个都选，只能做到次优。我们必须相信人民币即使实现了可自由交易，短期内会有波动，但它一定能找到它的价值中枢，一定会在波动中逐渐收敛。我和我的同事合作写了一本书，书名是《股市危机——历史与逻辑》，其中专门分析了世界各国货币开放后的走势，其中，日元是最好的。在日元国际化过程中，慢慢确立了它的价值中枢，逐步收敛在1美元兑100日元上下。我相信，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后的价值中枢是收敛的。要实现这一趋势，必须有一些基础条件，比如说，经济的可持续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扩大开放等。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制，要把法制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法是市场预期的基石。英国似乎在不断地衰落，但其金融市场仍然是非常稳健的，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它有很好的法律制度。现代金融的很多制度框架和法的精神都来自英国。法制的核心是法的理念，而不完全是法律条文。我们喜欢把法的条文写得很圆满很丰富，但在灵魂深处缺乏对法的尊重，常常是文件高于法。法的理念、法的精神最重要。有了法的精神，法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彰显其平等性。所以，在金融开放中，法治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第二是契约精神。市场经济的纽带是契约。契约精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主体的平等性，在不平等条件下签订的契约是难以执行的。第二层含义是严格的履约精神。我们在这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第三是透明度。市场稳定不稳定，在于透明度，在于是否如实披露信息，这是“三公”原则的基石。所谓“三公”原则，是指公开、公正、公平。为什么要把公开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才能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正。

如果我们遵循了上述原则，中国金融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很多的软条件还不完善，因此还要努力。未来的路还很漫长，但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所确定的伟大目标。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责任编辑：王蕾）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