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二）》节选（17）

第十九章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在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十分可贵的。在建设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受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援助)的情况下，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怕挫折，顶住压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依然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热情投身建设事业，不倦地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由此培养起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严重困难的岁月里，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为战胜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成为时代的楷模。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茅以升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还有参加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地质勘探、石油勘探和三线建设的许多干部、职工、科学技术人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戈壁荒滩，在崇山峻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奏响了无私奉献的时代最强音。在这十年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焕发出更大的热情和力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战胜重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十分可贵的。在建设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国际上受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援助)的情况下，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怕挫折，顶住压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依然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热情投身建设事业，不倦地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由此培养起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严重困难的岁月里，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为战胜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成为时代的楷模。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茅以升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还有参加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地质勘探、石油勘探和三线建设的许多干部、职工、科学技术人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戈壁荒滩，在崇山峻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奏响了无私奉献的时代最强音。在这十年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焕发出更大的热情和力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战胜重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注意科学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又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发展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政治生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与重工业建设应当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要从全国有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生产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制)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正确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体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或根据生产性质组织联合经营的大型公司；在农业生产中试行生产责任制；实行两种劳动制度。

关于教育、科技、文化工作，提出在繁荣文艺、发展学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提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关于党的建设，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60年代前期，党中央还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先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或比较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上述探索中积累的正确认识、基本经验和政策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有许多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形成决定、付诸实施的。尽管这些正确认识和基本经验，有些在当时实行过并取得明显成效，有些在实行过程中没有贯彻始终，有些则因出现背离的情况而导致在实践中陷入偏差，但都是在探索中积累起来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中许多纠“左”的内容)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发生作用，并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探索中，党内出现不同认识是正常的。有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没有认识到其重要价值，还有一些思想观点在“左”倾错误发生时受到压制和批判。比如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王稼祥、李维汉等提出的许多意见和主张，涉及经济、政治、农业、外交、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都是在总结和分析当时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提出的真知灼见，同样是党的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些意见和主张刚一提出即遭到错误批判，有些曾一度付诸实践并显示积极成效后被否定，有些还在内部探讨没有正式提出，但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探索。这些探索的积极成果，同样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总结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间党的工作，正如1981 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